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大量廉洁文化的思想质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历程中，形成了“为政之要，曰公与清”“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进不失廉，退不失行”等诸多思想理念，不仅蕴含着清正廉洁、崇德尚廉的传统价值取向，而且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有着高度的契合。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廉洁文化底蕴。

　　传承“正己修身”，培育君子人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修身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在首，这是铸就君子人格的基石。君子人格集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其包含的清心养廉、戒奢以俭、慎独自律等内容，也是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基本要素。一是清廉养心。古代君子贤哲始终将清廉自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视作人格理想。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达的则是对洁身自爱君子人格的赞赏；“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强调了君子应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腐败的出现，源于人性的贪婪和现实的种种诱惑，因此强调“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保持君子人格、清廉之心就格外重要。二是慎独自律。所谓“慎独”指人在无监督的状态下仍要坚守道德要求，谨慎不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官德修养需要我们做到一个‘慎’字，具体说来就是慎初、慎独、慎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慎独”，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是对当代“君子”的一种新要求，即将君子人格的文化基因融入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之中，融入日常工作之中，浸润廉洁文化建设。

　　领悟“天下之本在家”，涵养良好家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风建设，这是因为“治家”是“治国”的基础，涵养良好家风自然也成为廉洁文化的根基。一是孝忠合一。“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不仅是在家对父母的孝顺，也是诸多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纵览历史长河，力行孝道者，在家是孝子，在外多忠良，孝与忠同根同源互为整体。忠诚作为共产党员必备的优秀品格，不仅源于艰苦奋斗的磨砺，还源自良好家风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一封拜寿信中这样形容父亲习仲勋：“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这一句评价不仅包含了他对父亲的深情，也揭示了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思想源头。二是忠孝廉洁。有孝必有忠，有忠必有廉。正如《廉矩·廉枢广运章》中有“忠非廉则欺”，说的是为政一方，廉洁奉公，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对家庭负责，更是对国家负责。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一旦贪腐犯罪，不仅是对自己家庭的不负责任，也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家风建设并非个人私事，要“防闲子弟”“莫用三爷”。因此，涵养良好家风的目的就是在新时代弘扬克己自律、戒奢以俭、善事父母、清正廉洁等伦理价值，以此撑起廉洁民风、国风。

　　弘扬“敬德保民”，站稳人民立场。孔子曾提出“君子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天命”，即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要做到“敬天为民”。这种对于上天与黎民的敬畏思想，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底色，从信仰层面对古代官员的清正廉明构成了重要约束。一是爱民保民。孔子曾说“亲亲而仁民”，即把仁爱之心作为基本政治美德，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为了民殷国富统治者必须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推动了中国古代的廉洁文化发展。因此，必须把“爱民”“保民”作为执政第一要务，整个社会方可长治久安，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当前的廉洁文化建设有着高度的价值契合。二是义利之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爱民、保民的基础上，对“义”和“利”也展开了深刻探讨，要求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在物质利益方面应当保持谦让和克制。如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即在碰到利益诱惑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利益是否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不合理，即使是普罗大众人人都在追求的财富也不能获求，即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对当下同样具有启发性，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可享受的利益都应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切不可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之外图虚名、谋私利，这是共产党人利益观的基本底线。

　　张杰（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