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呈现出空间集聚化的趋势，且存在一种长期的、严重的，而且是极不公平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存在着“低端路径锁定”效应，即绝大多数经济体只能在后向垂直专业化分工中进行变动，很难提升经济体自身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非公平”特征，即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变动差异不大，但同时期内各自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动幅度却出现显著差距，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经济体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同样的投入却未能获得同样的产出。

　　基于上述发现，在当今时代所处的网络控制与制度嵌入型分工模式下，大多数经济体虽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分工的形式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无法避免在较长时间内处于遭遇贸易壁垒的状态。这让我们必须主动思考，当前的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是否是一种有利于持续、健康全球化发展的分工模式？如何才能改变当前这样一种长期固化且极不公平的全球分工路径依赖？当下，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等事件将很大程度左右全球化的进程和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已经跳过了通过原始要素参与全球分工的阶段，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中间品附加值仍然很低，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

　　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受限于技术工艺、组织模式和物质载体，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尺度效应和空间边界效应。随着市场规模结构与社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为规避市场外部性风险，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呈现出兼具模块化分工和网络化分工的复合型结构，进而形成了垂直化分工和水平化分工两种不同的形态。考虑到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的阶段性主导要素，以及其组织结构形态的时间周期变化，我们认为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先后历经了要素依赖与空间锁定型分工模式、比较优势与空间迁移型分工模式、创新培育与结构突变型分工模式，以及网络控制与制度嵌入型分工模式等四个主要阶段。

　　综合考虑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要素推动与路径依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旧有分工结构对于后发经济体的剥夺性、创新要素作用发挥阶段的时空滞后性等三大显著特征，在新的时期，我国应当积极顺应和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大逻辑新趋势，一方面要大力增强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经济附加值，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在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建设，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加强政治、文化、生态等全球化制度性建设，将中国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价值观和有效经验融入到未来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去，并发挥越来越强的引导作用，不断提升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

　　金凤君（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