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探索和研究从未停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寂静的春天》掀起的全球农业绿色发展热潮蔓延到中国，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怎样协调农产品产量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之间的关系，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的紧迫课题。

上世纪60年代起，我便扎根于江苏镇江，先后从事育种、栽培、有机循环种养、农业生态修复等一线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亲身体验了绿色高产品种、有机种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等多项绿色科技，这些技术对农产品保供与可持续发展有重大贡献，因此深感绿色技术落地之不易和政府政策推动作用之重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孙洪武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引领与政策驱动》，以丰富的理论研究与生动的案例剖析，为探寻粮食安全与绿色发展协同路径贡献了新鲜思考与实践依据，许多观点与我多年来的探索经历不谋而合，现浅谈几方面。

首先，协同粮食安全与绿色发展必须要选对绿色技术。本书中依据技术功能和价值导向两个维度对农业绿色科技进行了有实用价值的分类。从不同技术功能来说，有的绿色技术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比如2004年我在镇江句容戴庄村推广的“越光”稻米品种，起初因它口感好、香气浓郁等优质特性而引进，在种植过程中，发现它生长期短、病虫害轻、需肥量少，对农药和化肥依赖性小，对环境很友好，再生稻两茬产量也能达到亩均1000斤。有的绿色技术能将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复，比如戴庄村每年引进5万至10万只螳螂卵块和青蛙，替代农药为水稻控制虫害；引进水花生甲虫，控制水花生杂草蔓延；培育句容土蜜蜂，为一年四季的瓜果蔬菜授粉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育利用技术，能改善生态系统物种的组成结构，重新恢复有充沛生命力的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出优质安全的生态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从不同技术价值导向来看，有的技术经济价值很高，但不具备生态可持续性。一些高产型品种虽然能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对土壤、肥、水等资源条件的要求也很高，依靠大水大肥大药投入，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物物种大批灭绝、生态系统破坏、土壤自然生产力衰退等严重后果，这种向土地“要”粮食的品种技术不可持续。有的技术生态价值很高，也具备可观的市场经济价值。比如有机种养技术，虽然商品有机肥价格贵，使用劳动成本远远高于化肥，但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提升，经过一段时期的土壤改良，农产品口感、香味等品质和产量均能得到提高，其市场价格能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本书对“农业绿色科技”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结构化的思考和总结，增补了我们在现实中根据不同区域生态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选择绿色技术的重要参考维度。当然，想要绿色科技充分发挥其效果，其技术使用标准、配套基建标准、运维监管标准等系统化、标准化管理缺一不可，希望本成果团队在后续研究中能更加深入、全面地展开探讨。

其次，绿色技术要想真正落地必须有配套政策扶持。本书依据不同作用对象和功能对政策工具进行了详细分类，并且与不同类型绿色科技进行对应匹配，例如生态价值很高、而经济价值不易实现的绿色技术，需多配套需求型政策工具。现实情况的确如此，早在2002年，我刚入驻戴庄村推广有机“越光”稻和有机桃种植时，农户们都不愿意参与，一是担心收成不好，二是因为种苗、肥料和技术成本比常规种植高。我当时保证“向试种的农户们免费供种苗、供肥料、供技术，不管收成好坏，每亩以1200斤水稻市价保底，低于这个产量，我个人对大家进行补偿”，在这样的承诺下，农户才愿意尝试。如今，我当年的“承诺”正在以不同形式的政策措施兑现，不少试点县、试点村以财政补贴为农户免费或低价供种苗、供农资、供技术，以农业保险为产量兜底补偿，我坚信未来一定有更多农户愿意加入现代化农业绿色发展行列，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最终实现大面积推广。

这本书对基层一线从业人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除了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之外，还用了11个真实案例，分别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不同主体维度介绍了绿色科技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以及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和市场机制探索的模式，应用了大量的真实数据佐证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问题与成效。有的是先污染再治理，在发展中保护；有的是充分利用自身禀赋优势，在保护中发展；有的则是在资源枯竭和经济落后的绝境中被迫转型，开辟出一条“绝处逢生”“绿色振兴”的新路子。上层决策部门、基层执行部门、技术推广主体和农业一线从业者们可通过这些案例身临其境地感知绿色技术与政策融合应用场景，结合自身条件禀赋锚定标杆，借鉴“他山之石”，为村域协调粮食安全与绿色发展提供看得见、能复制、可参照的样板范例。

（赵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