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江苏在遭遇极不寻常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不寻常的发展成绩，经济总量在优化结构基础上历史性跨上10万亿台阶。面对“十四五”，如何实现高基数上稳健发展、进中提质，记者专访了省政府参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伏心。

　　记者：“十四五”时期，江苏要“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如何加快从“体量优势”向“质量优势”、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蒋伏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的要求，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加快从“体量优势”向“质量优势”、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符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新发展阶段是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能否强起来，基础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江苏承担着在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的使命，因此，不仅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要在全国大局中呈现出“质量优势”，实现“质的飞跃”。

　　江苏的“质量优势”和“质的飞跃”，关键要在国家“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得到体现。新发展格局要求建立自主自强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要求我们的创新成果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能够足以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够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可能出现的“断供”“封锁”“制裁”。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高原”上形成更多的“创新高峰”，产生更多的“独门锐器”。要求我们不仅仅停留在产业链的“中端”或“中上端”，而是使得“江苏制造”的产业链终端能够有更多的世界一流产品、一流品牌、一流企业。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只有凭借江苏制造质的优势，才能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的龙头，才有能力促进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新要求，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如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构建和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

　　蒋伏心：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江苏一直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前哨、高地，也产生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江苏经验、江苏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面对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江苏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力争成为新一轮改革创新的表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其基础是市场的作用。政府与市场边界越清晰、市场分工越充分、市场秩序越规范，市场便越能起到平衡和激励的作用，就越是有效的市场。在市场边界的界定方面，我省要进一步清理各种行政规范，全面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将更多的事前审批变为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这样，更多的政府权力将变为更多的政府责任，有利于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面对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的要求，江苏要更好处理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一般创新领域，政府侧重于营造良好的环境，注重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企业起主导作用。政府要将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资源，运用到前瞻性、共享性存在“市场失灵”的科技创新中，探索新型“举省体制”，争取在某些领域形成“创新高峰”。政府要创造新的体制政策，鼓励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促进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过渡，使创新优势在市场激励下成为江苏的产业优势、产品优势。

　　记者：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您的建议是什么？

　　蒋伏心：江苏上一轮的发展，得力于加入WTO后国际资本、技术的大量进入，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深深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因此我们的产业链具有低端、局部、高外部依赖的特征。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是我国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协作和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因此，高水平、高质量的江苏制造，应该成为我省“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产业链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有紧迫感，也必须遵循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防止“拔苗助长”。无论是锻造产业链的长板还是补齐产业链的短板，都要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防止出现政府“越俎代庖”。问题的关键是创造条件培植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以其为基础形成新的产业链或提升传统的产业链。

　　另一方面，我省的产业链升级应该是开放式的，不是以一省之力关门升级。其一是利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充分利用长三角的资源要素，形成高水平的区域分工协作关系，以此提升产业层次。其二是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境外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有可能实现从0到1的资源。通过与省内高校院所的合作，实现新产业链的源头创新。其三是加快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加快高水平服务业企业的引进或业务外包，实现高水平生产服务与高水平的制造，基于市场和企业合作的协同。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