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两国的文化“一衣带水”，无论是日文中的汉语词汇、和服，还是奈良的唐招提寺，都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也促使不少学者醉心于探索中日文化之间的各种联系。从具体层面来看，中国属于陆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较慢；日本属于岛国文化，想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不断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所以二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造就了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

伴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文化产业不断丰富，大众文化娱乐的消费需求渐趋多元化，影视行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影视作品的比较来探寻中日文化差异，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从不同层面深入阐述中日文化差异，也有助于增进对两国的理解。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使影视效果大相径庭

中日文化差异在影视中的呈现，首先体现在中日影视作品所传达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解忧杂货店》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作品，由其改编的中日两个版本的电影备受关注。虽然源自同一小说，但改编后的影视效果却大不相同。首先，中日在对待“孝”伦理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日版电影中，父子伦理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等责任关系，更强调养育和尽孝是对等的，因此影片中的浩介认为自己对父母无须尽孝；而在中版影片中，则更强调“父”与“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尽孝是为人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宗族观念十分浓厚，如以同姓来强调孩子们就是彼此的亲人。除此之外，中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丧葬规模及礼仪是评判对父母是否尽孝的标准之一，所以中版电影在无名的遗书中特意强调“后事”；而日版电影则省略了丧葬的部分，在浪矢的遗书中只提到复活解忧杂货店的事。其次，中日电影在对待人生问题和幸福观上也存在差异。《解忧杂货店》中，主角通过帮助客人解决问题，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强调人们应该积极面对困难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日本电影叙事中，更多呈现了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面临困境和挫折的现实，强调了人生的苦难和复杂性。

事美与物哀，中日审美层面存在差异

从中日影视的“大团圆”结局和“悲剧”结局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发现中日文化审美取向的不同。中版推理影片《少年的你》在处理故事走向和结局时，更侧重描写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伦理道德的看重。影片后半部分由代表法律和正义的郑警官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预示着美好的结局。在整个故事的安排上，运用艺术化的制片手段和艺术的审美思维，在处理血腥案件的过程中凸显人性的美好，把“丑”的展示转化为对“美”的呼唤。而在日本的文化审美传统中，“物哀”的审美意识影响颇深。他们更注重人心对于客观外物的感知，尤其强调对思恋、忧愁、悲伤、哀怨等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的充分共情。该审美意识也就逐渐发展为“物哀美学”，并不断影响着日本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取向。在日本影片《白夜行》中，营造了与小说原著相同的清冷、凄美的氛围，处处流露着一种“残酷美”，强调务实的写法，注重对人物所处环境、侧面描写和细节描写，创造出最后“两个活一个”“最悲恸的守望”的悲惨结局。同样的，在中日两版《解忧杂货店》中，中版电影删去了原著中奶奶去世的情节和绿河小姐的故事，减少了影片中“悲”的元素，加上影片一贯到底的暖黄色调缓冲了悲剧气氛；日版影片除了保留上述两个故事情节以外，还细致展现了松岗去世的场景，而且对晓子和浪矢的爱情进行了更加隐晦、伤感的表达，增强了影片观看体验上的“物哀”效果。

向生与慕死，中日影视风格明显区别

生与死作为生命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是电影创作永恒的母题。集中比较中日影视中对生与死的理解、对生与死艺术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窥探出中日文化所呈现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质的不同。大部分的中国影片总会围绕一个主旋律，即“歌颂生命”。“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在很大程度上，儒家有关生命的认识早已融入民族的血液。生命的有限与时空的无限，以及在二者对比中所生发的忧伤感慨经常出现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有“孤篇压全唐”之称的《春江花月夜》。中国人认为“生”是宝贵的，对强化生命体验和提升生命意义的强调是中国人民的至高追求。1987年上映的《红高粱》就是该主题下诞生的出色作品，它谱写了一曲展现民族生命自由顽强的赞歌。影片展现了九儿、余占鳌等一系列人物敢爱敢恨、热爱生命的民族特质，尤其在面对外族欺凌时，主人公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和情怀打动了无数人，成功唤起人们内心的热血。

与中国影片强调“生的弘扬和赞颂”不同的是，日本影片更加推崇“以死亡展现物哀”的主题。2010年改编自村上春树小说的《挪威的森林》，紧紧围绕“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生死观，展现了都市中人们的孤独、空虚和迷惘，细致表现了主人公精神世界逐渐失衡崩塌的过程，表达“虽生犹死”的心理体验。这与中国影片常表达的“以生拒死”的生死观截然不同。

刘红艳（作者为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