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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佳玮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提到一位嫁在上海的英国老太太，如此描述：“因此处处留心，英国得格外道地。”李安早期电影《推手》里，郎雄老爷子到了美国，还是练太极、包饺子，跟老太太说话时，京字京韵，京腔京白。少年时初看，只当是笑谈；真到了当地，觉得果然如此：人在他乡，有时会想听到最道地的母语。在巴黎，我认识一位赵老师，沈阳人，在巴黎从事当代艺术，嫁了位法国先生。人在巴黎，并不妨碍她对沈阳的爱，她先生张嘴，也是东北口音：“我是沈阳人，我叫诺曼！”甚至还会玩二人转的手帕。
在赵老师的某次展会上，我认识了另一位上海先生。他住在圣丹尼一带，家里阳台看得见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言谈间会流露上海腔。他说自己生在石库门里，回忆起五加皮、德兴馆、大光明电影院，以及外滩某商厦门口摆的真人大米老鼠造型。
他说上次回上海，也已是2010年世博会了。“真是好，真是大，但也不一样了，不认得了。”巴黎十三区陈氏超市斜对面的烧腊店，剁鸭子的师傅，说他出生在广州，只会广东话、法语和一口堪堪能听懂的普通话。剁鸭子到最后，他会问“脖子要？送给李”。然后自嘲地笑笑，“送给李，送给泥……我说不好啊。”他说上次回广州，是2004年了。家里还有亲戚，拉他去看天河体育中心，“好大呀！”他绘声绘色地舞手，然后摇摇头，“但是其他我就不认识了！”奥林匹亚地铁站附近，有个按摩馆。我去时，一个大姐坐着看手机呢，抬头看我说，“中国人吗？”
“是。”
“哎呀好啊，自己人，都懂。你是要拿肩还是怎么？”
“颈椎有些不舒服。”
“坐下，我给看看。”
大姐很爱聊，按摩时问我介不介意听点什么，我请她随意，于是她播了一个视频——1990年的小品，黄晓娟的声音。她问我，“听这个没事吧？”
“挺好的。”我说，“听着挺喜庆，跟在国内过年时似的。”“可不。”她很高兴，“我就爱听这个，跟回了老家似的。”巴黎的华人过起农历新年，比国内还大张旗鼓些。十三区老华人街，亚洲超市贴喜字，挂年画，大家互道过年好。有饺子，有认真扮上、粉墨登场的票戏，有围炉会和素火锅，还有舞狮子：烧腊店平日里举刀剁鹅的大叔，此时精神百倍，咧着嘴：“活山网飞鸿！”
说来也无非是那种感觉：语言是有力量的。在他乡要听母语的需求，自古皆然。一百年前，海明威在巴黎时，也要去莎士比亚书店找英文书，去塞纳河畔找旧书铺。
而且，语言还有温度之分。就我个人体验，越到冬天，感觉越明显。
比如说，带有翻译腔的文字，平时读会觉得略寒略削。习惯了西式语法的人，偏爱使用名词，有时习惯将动词与形容词名词化。比如，“无法相比”，会习惯说成“没有可比性”；“确立制度”，会习惯说成“制度的确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传统中文，并无西式语法中繁杂的屈折、时态与变位。
又比如，西语重逻辑因果，传统中文对此倒是会习惯性忽略。像《红楼梦》里有句，“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若是现代中文，该换成“东西倒是事小，只是难得你多情如此”来补足。到了深冬，人寂寞时，读有翻译腔的文字，会觉出点冷；如果有得选，会更乐意读一点更口语化、更古典、更肉头，更聪明厚润不紧绷，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文字。读了，譬如林黛玉看《西厢记》似的，“余香满口”。所以我也大概能理解那些海外的前辈们，读书写字，格外老派。可能是因为远离了语言飞速变迁的环境，多少还停留在老时光的阅读习惯里；也可能是在那样的非母语环境下，会喜欢语感精熟、温和平顺的字句，会乐意一再重读，能享受到一点类似于午后阳光的、熟悉的温煦感。马三立老先生说过不止一次：“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为什么戏和曲艺大多偏老了，老前辈们也都知道剧情了，还会反反复复沉浸其中呢？大概因为，好书经得起反复读反复看。哪怕情节烂熟于心，那几个关节上的尺寸，还是会让人感怀。
尤其在海外的人，在非母语环境，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重读那些最熟悉又最耐嚼的文字，大概是相对最安全可控、又价廉物美的治愈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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