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资料不仅可以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世人还原真相，告诫人们不能忘却历史，更好地面向未来。”4月8日，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姜晓云在接受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捐赠的《迫击第五营关系资料》时感慨道。

松野诚也的老师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栗屋宪太郎曾多次教导他：“历史研究者的作用，是查明历史真相。”这让他一直铭记在心，多年来，他致力于发掘大量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相关史料，揭示侵华日军罪行。为掩盖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军焚烧和销毁了留存在中国的731部队相关文件。“目前，留存在世的731部队一手资料仅是冰山一角。”松野说。

松野诚也在读高中时，偶然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过毒气，便开始了解日军侵华历史。上大学后，他选择了日本近现代史、军事史相关专业。为了收集原始研究资料，他每个月会多次前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图书馆等地进行查阅，收集了由侵华日军记录的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的作战报告等第一手资料。

“目前，从日军资料中可以确认，日军在中国战线使用过的化学剂有糜烂性毒剂、喷嚏剂和催泪剂。”现场，松野诚也分享了关于“日本战犯笔供中记录的毒气战”的最新研究。“这些调查并非是可以简单总结出来的，而是要在许多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类分析、重新归纳总结。”

他介绍，日军毒气战部队迫击第五大队的资料，记载了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华中、华北地区展开毒气战的《战斗详报》及战斗经过事例，揭露了迫击大队实施毒气战的具体事实。其中就包括台儿庄及其周边作战事例、晋南“肃正”作战中的事例、中原会战中的事例等。关于“晋南整肃作战”就有一段记载，当时隶属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第六中队的原伍长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供述书（1954年11月17日）中，就7月6日发生的事称“当天，日军使用窒息性毒瓦斯，违反了国际法”，并留下了证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日本陆军也迅速将毒气战部队派往中国战场，其中就包括迫击大队。迫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迫击炮发射毒气弹支援最前线的步兵部队，具体有迫击联队、迫击大队等。

迫击第五大队分别于1938年4月和1939年5月经参谋总长下达指示准许使用呕吐性毒剂与糜烂性毒剂后，开始使用赤弹及黄弹。

何为糜烂性毒剂？松野介绍，日军开发了黄弹射击、硫黄芥子气撒毒和从飞机上撒布的方法。人体暴露于糜烂性毒剂的液滴和气溶胶后，眼睛和呼吸器官等处的粘膜将受到伤害，皮肤变红后伴随剧痛产生水疱而糜烂，严重时会致死。

徐州会战之初，日军开始使用喷嚏剂。大本营陆军部观察到台儿庄方面出现了有战斗力的中国国民政府军，特别是汤恩伯部。1938年4月7日，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决定发动徐州会战，包围和消灭国民政府军，此次作战中，以有利推进局部战斗为主要目的。可以确认，华中派遣军在５月使用了赤筒参加徐州会战的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机密作战日志》记载，“5月3日决定使用特种烟雾筒（赤筒）”。因此可以认为，在此之前，参谋本部已许可在徐州会战中使用喷嚏剂。

去年，松野诚也曾向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了一批731部队编制资料。资料详细记载了731部队从关东军防疫部改编成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职员表，填补了731部队成立之初的编制规模和体量空白，进一步揭示731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产生到发展的人数变化过程，让731部队相关证据链更加完善。这份资料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资料，是1940年9月30日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提交的关于部队新编及改编的详细报告，在当时的日本陆军中，这份报告被指定为最高机密。

长期与松野合作的日本不二出版社社长小林淳子也来到了现场。她说，出版社长期坚持收集日本侵华战争史料并出版，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但由于出版该类书籍成本较高，且读者数量有限，出版过程十分不易，“我们未来将坚持出版这些书籍，希望将真实的历史传递给日本人，让人们有正确的历史观。”

“把历史原貌揭示出来，让我们能更接近真实、完整的历史。”松野诚也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