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蕴含着丰厚的敢为人先、追求真理，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忧国忧民、团结奋斗，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精神特质，是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因此，充分挖掘阐释长江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思想魅力，传承和弘扬好长江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弘扬长江文化，铸牢时代新人敢为人先、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敢为人先、追求真理是长江流域先人们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价值信念。从远古的水稻栽培耕作技术的发明创造，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南昌起义的第一枪、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地、万里长征的出发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战场、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决胜地，再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早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等，一代又一代长江流域先人们辛勤耕耘、义无反顾地创造着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往无前地探索着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真理道路，留下了丰厚璀璨的坚毅勇敢、自强不息、英勇不屈、忠贞爱国的动人故事。新征程上，弘扬长江文化就是要培育时代新人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立场，自觉将远大理想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结合，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不竭动力，在学思践悟中汲取长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作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用真理和理想照亮奋斗之路。

弘扬长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是长江文化的鲜明特质。承载着千年文脉的长江文化弦歌浩荡，无论是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文化演进创造，都表征着长江文化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发展史。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它们各自在长江文化发展演进中绽放出筚路蓝缕的旺盛创造活力和自强不息生命伟力，从近代通商口岸最先领悟世界文化的奔流涌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上海自贸区等的发展创造，长江涵育着独有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气质，使其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新征程上，弘扬长江文化就是要让时代新人善于从长江千年文脉中汲取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智慧力量，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发扬创新精神，提升创造能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探寻历史规律，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勇毅前行。

弘扬长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忧国忧民、团结奋斗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团结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也是长江文化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从屈原的爱国忧国情怀，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再到近代教育家、实业家张謇面对外敌入侵，矢志教育，聚集人才，发展近代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彰显了中华儿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和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特别是长江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不怕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新征程上，弘扬长江文化就是要培育时代新人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坚守人民情怀，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特点，以实际行动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贡献聪明才智，以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期望和重托。

弘扬长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思想品格。长江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流经众多区域汇入大海，因而天然生成的开放包容、胸怀天下是长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重要特征标识着长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之一，也是世界大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今天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蕴含着长江文化一体多元、海纳百川、共生并进的博大胸怀和恢宏气度。新征程上，弘扬长江文化就是要让时代新人不仅要赓续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中华文脉，以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更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树立正确的时代观、历史观和观察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完善自己，并在人类文明交流交融中互学互鉴，博采众长，这是时代新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形塑着人的发展。历经千年风雨形成和铸就的长江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凝结着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彰显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培育和激励时代新人勇毅前行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充分挖掘、整合、利用长江文化蕴含的极其丰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涵，锻造时代新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奋发进取的创新精神、深厚的道德情怀和宽广的世界胸怀，使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柏桦 周建超（作者为长江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研究”〈23ZDA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