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老师的肩膀上

文 | 吴晓平

从小学到大学，一生受教的老师很多，可我想写的恩师，非“赵”莫属。

赵老师是我的中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我读中学的那个时代，学生对老师并不尊重，不仅私下给他们起绰号，有的还公开在课堂上跟他们对着干。赵老师却是另类，他和同学们相处很好，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从不轻易给同学上纲上线。有一次下乡学农，伙食不够吃，几个调皮的男生夜里去地里偷萝卜，被人举报到校革委会，认为是一起破坏贫下中农利益的阶级斗争。赵老师说，都是长身体的半大娃儿，锅底都能啃通的岁数，这件事让我来处理。晚上，赵老师请当地农民在打麦场开忆苦思甜会，让一帮女生给农民唱《天上布满星》。生产队长不过意，煮了一大锅山芋，箩筐抬进来让同学们吃得饱足，一场纠纷圆满解决。同学们背后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赵”，说老赵胎气，够味儿，上他的课，也不闹事。其实，赵老师的课，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像说故事，像讲相声，同学们也爱听。特别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赵老师反对模式化的开头和结尾，坚持“我手写我口”，用口语化写出最真实的生活、最生动的文章。他笔头子厉害，经常在《新华日报》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些剧评影评，正是受他影响，我后来学习严重偏科，不喜欢数理化，就喜欢文史地。尤其喜欢作文，一篇文章写了改，改了写，为的就是被赵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我会觉得特别有面子。

当时，校门口有一个墙报园地，上面会登载一些同学的诗歌、作文。从高中一年级起，我的作文就经常登在上面。记得有一次我写了篇《考试》，情绪上来，刹不住了，整整写了两千字，一本作文本从头到尾都写光了。赵老师看后，大声叫好，那一期墙报干脆什么都不登，从头到尾就抄我一篇文章。看着全校同学聚在墙报下围观，我心底得意极了，深感知识的力量。赵老师也格外培养我，有时作文本发回来，一看上面打的红圈圈和旁边的批语，密密麻麻，不少于正文！也就从那时起，我心底涌动着一个希望，我也要把我的文字变成漂亮的铅字；我也要像赵老师那样，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毕业那年夏天，天热得特别早，我的心也格外烦躁。快要放暑假了，校园里的蝉，叫得欢实、嘶哑。赵老师课间突然将我喊到办公室，紧张地关上门，问我最近闯了什么祸？为什么省报来了政审函？赵老师抖着双层下巴，眼镜挂在鼻尖上，双手捏住我肩膀急切地问。

省报？不就是《新华日报》么？我抖呵呵地向他交代了我偷偷给省报投稿的事。赵老师镜片后鼓起的一双水泡眼，从惊讶到惊喜，两根手指顺着鼻梁往上一推，眼镜严丝合缝地贴上眼睛，哈哈一笑说：“哇，这是好事啊，好事！”掉头就冲出办公室。

我回到教室，心里像装了台小马达，突突直跳。坐在座位上，头也不敢抬，心里只想着刚才赵老师的话。投稿还要政审？政审过不了，不但稿子发不了，还会追究我的责任，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去捅这个马蜂窝？

心烦意乱，上课铃响了。这节课是赵老师的语文课，同学们早早坐在座位上，等着我们的老赵踱着他那熟悉的四方步，一摇三摆地进来。可是，铃声响过半天，他也没进来。教室里有些骚动，这不符合老赵的性格呀？他平时对时间扣得极紧，怎么可能迟到呢？有的同学叫我去看看，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可我低着头，就是不应。两个大胆的男生溜出教室，趴在栏杆上伸头望，一个还不停跑回教室发布新消息：赵老师在操场上，好像在跟什么人吵架……哎呀，是工宣队长，激动得粉笔盒都撒了一地……坏了坏了，吴晓平，好像在说你哎，什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老赵这回疯了，他居然和工宣队长顶起牛来。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跑出去看热闹，我的心一会儿沉到深井里，一会儿跑到九霄云外……我想哭，又想喊，可最终我什么都没敢做，就是自责，就是后悔，为什么一篇稿子，给老师带来这么多麻烦！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围突然安静下来，同学们一个个已经回到位子上，须臾，只见我们亲爱的赵老师走进课堂，还是那么气定神闲，一摇三摆，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转身在黑板上板书：高尔基《海燕》。然后一回头，眼镜滑在鼻尖上，两只凸起的水泡眼越过镜片，细细扫视全班一圈，只看得全班同学大气不敢出，毕恭毕敬，鸦雀无声，这才将两根沾满粉笔灰的手指往上一推，眼镜啪地贴上眼睛，顿时神采奕奕了，大声说，好，我们上课——上课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班同学吴晓平，即将在《新华日报》发表一篇大作，大家给他鼓掌！

那年我17岁。站在老师的肩膀上，我开启一个新的人生。

缅怀与自省

文 | 俞香顺

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教师节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缅怀”，缅怀我两位已逝的老师顾福生、郁炳隆。对我而言，他们就是我教师生涯中的“燃灯者”。其次是“自省”，自省我本人的状态，也算是敬业、合格。八年之后，我仍然常常“缅怀”与“自省”。

看似稳定不变的教师生涯其实一直处在变化中。社会环境、教育生态在变化，个人的状态、心态也在变化。人到中年，对于教学精力上的投入往往逊于年轻时，课堂上可能也不再有年轻时的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当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平生风义师友间”，常有切磋激扬之乐，甚至于把酒言欢。年纪渐增，和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代沟”，要不时地提醒自己防止“爹味”泛滥，要尽量尊重年轻人。汲取新知的能力也不再如年轻时，对很多新鲜事物相当隔膜。

我并不讳言，我已到了职业生涯的倦怠期，但倦怠而不懈怠。我有职业伦理的约束，我有前辈精神的烛照，我也相信功不唐捐。我仍然勤勉地“在路上”，认真教学、为文。每个学期开课之前，我都会专门抽一段时间集中备课，补充材料、润饰课件、校对文字。上课时，口讲指画，不遗余力。凡有学生请教，总能耐心解惑、指点。

教学之余，也撰写文章。数年前，我写过一条朋友圈自我调侃：“凌晨5点开始修改一篇小稿，这是与导师合作的；凌晨6点，导师发来指示。欧阳修晚年写文章依然很认真，他的老伴笑他：‘何必呢？你现在又没有先生嗔怪你了！’欧阳修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我现在是既怕‘先生嗔’，又怕‘后生笑’，战战兢兢。”这里提到的我的博士生导师程杰教授，他是我工作中的另一位“燃灯者”。他常年都是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用志不分。今年上半年，即将荣休时，他在同门群里说，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读书、查资料、写文章，人生、学术就是不断地“修行”，他愿意和大家一起“修行”。有这样的典型在身边，我又怎好意思懈怠？

近年来，我工作上的一个很大变化是走出校园，参与文化普及，这也可以说是教师身份的“泛化”。我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在当下，文化自信、文化复兴已成为共识、潮流，全社会的文化需求越来越高涨。作为高校的专业学者，我有责任、义务参与其中，尽一己之力。2019年，我开始参与一档关于青少年的诗歌节目以及其他诗歌普及工作，因此，我需要重温唐诗名篇。2020、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我数度居家，温习诗歌成了日常消遣。两三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马茂元《唐诗选》、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以及前人旧编《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常置案头。“旧诗不厌百回读”，常读常新。我边读边做札记，日积月累，撰写了200余篇札记。

我本人深受文化普及过程中的“教学相长”之益。在反复精读常见诗篇时，发现了许多习焉不察的问题，“不疑处有疑”。举一个例子。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历来都是将“坐”解释为“因为”。可是，为什么不能解释为“坐下来”呢？从停下车子到席地而坐，自然而然，完全是一种无意识。检索《全唐诗》，“坐爱”连用有8例（排除杜牧，尚有7例），均无明确的“因为喜爱”的意思；“坐”倒是常有明确的“坐下来”之意，如梁锽《闻百舌鸟》：“坐爱时褰幌，行藏或驻车”；元稹《月三十韵》：“坐爱规将合，行看望已几”；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坐”或与“行”相对、或与“卧”相对，很明显是“坐下来”的意思。这些“发现”都可以成为我科研的养分。

在参与文化普及的过程中，我走出了相对封闭的校园，认识了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事、接触了更多的生活，“为有源头活水来”，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职业倦怠，清晰了个人定位。我此生最适合的职业就是“教书匠”。我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常用一个词形容我的状态：晴耕雨读。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外出，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读书、写作。

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这所校园里已经学习、工作35年了，“扬子滔滔，钟山巍巍”的校歌旋律时常激荡胸怀。我也常想到我的诸多老师，他们在这里学习、工作了一辈子，作为“接力者”，我心生惕厉，不敢懈怠。

穿越时空的“李老师”

文 | 周水欣

婆太太最爱说的口头语是——我到现在都记得。这话有分量。因为她现在八十岁了，记得的事都是人生大事。其中一件，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子，改变她一生的恩师。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梳着短头发，脸瘦瘦的，戴着那时候少见的铁丝框眼镜，眼睛亮亮的。穿一件灰蓝色的布旗袍，靠近肩膀的扣眼上，总簪着几朵白兰花，走过来，香香的。”婆太太说得很投入，仿佛那李姓女老师就在她眼前，亭亭玉立。

上个世纪40年代，婆太太出生在扬州乡下杨家庙一户普通人家，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有一天，邻居家的媳妇从上海回来，说起大上海的繁华，婆太太的父母就动了心思。他们央求邻家媳妇给家里女孩说个娃娃亲，带到上海去，至少能有口饭吃。邻家媳妇一口答应下来，于是，瘦伶伶的小女娃——当时11岁的婆太太被带去上海，给邻居媳妇的邻居家的大儿子做童养媳。

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婆太太的父母亲就这样相信了一个“邻居媳妇”，这个女子就刚好有个“邻居”，家里有个儿子想要找个童养媳……这其间的情理与逻辑，都已经不可追溯，却决定了一个小女子的命运。懵懵懂懂的婆太太跟着一个陌生女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她隐约感觉到，这家人也不宽裕，住宅拥挤逼仄，晚上她只能在厨房打个地铺。而11岁的她，却要干很多家务，新的姆妈与爸爸对她很严厉。邻居媳妇跟她说，那个她叫“大哥”的人，就是她未来的丈夫。而这个“大哥”根本不拿正眼看她——他是住校的，平时很少在家。

然而有一天，家里大人居然要送她去上学。后来她知道，这是“大哥”的要求，因为他将来绝不会娶一个文盲。学校，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乡下小姑娘来说真是新奇又美好。她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很有眼力见儿，每天早早来打扫卫生、擦黑板、打水，放学后还帮着老师捧作业、拎包。她由衷地喜欢学校，喜欢学习。

班主任姓李，是位年轻的女子。她留着一头黑亮黑亮的短头发，当年女子大都是脑后一个髻，干净利落的短发不多见。她眼神锐利，声音清亮。“对我可好了。”婆太太说，“我没钱买作业本、铅笔什么的，老师就送给我。”

婆太太说，上了一阵学之后，家务做得少了，大人就不想让她上学了。有一阵子，她没去学校，李老师就来家访。她在小小的厨房烧水，老师在堂屋里跟她的上海姆妈说话，具体说什么她不太懂，只知道老师讲上海话，语速很快，情绪有点激动，姆妈就说，要跟父亲再商量一下。是她去送老师的。老师还是穿着干净笔挺的灰蓝布旗袍，碎发别在耳朵后。到弄堂口，回过头对她温和一笑，说，“回去吧。明天要来上学。”

就这样，她跟着李老师的班，上了三年学。她不知道多少次跟家里保证，做好早饭才上学，晚上也做好家务才学习。这些辛苦，她心甘情愿，为了第二天可以去学校，与同学们一起，与李老师一起。谁知道，14岁那年，她得了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家人发现她得了痨病，很快找到带她来的邻居媳妇，让她把小姑娘送回扬州去——不要这个童养媳了。

她在那个家躺了一段时间，李老师还来家访，宽慰她说，现在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老师来想想办法。然而，婆太太很快就被送回扬州了。“没来得及跟李老师告别。”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很难过的样子。

回到乡下，她整日躺在西窗下一张竹榻上，脸烧得通红。忽然有一天，从上海寄来一个包裹，写着她的名字。家人疑惑地打开来，里面是一盒药，叫“雷米封”，还有一封信。“是李老师写给我的信。”婆太太说。李老师从她上海的那个家里，打听到她的地址，买了当年治疗肺结核的最新药物寄给她，鼓励她要战胜病魔，而且无论在哪里，病好了都要继续上学。每次信里的最后两句话，都说“只有好好念书，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这种治疗肺结核的药，当年是才出现的新型药品，并不好买，听人说要去我国香港地区或者国外买。这宝贵的救命药，每个月都从上海寄到扬州来，持续了一年。婆太太的肺结核奇迹般地好了！当年在杨家庙，这也是件奇事，因为当地从没有人得了肺结核后能好起来。这个病，大家都称之为“痨病”，整日咳嗽，逐渐消瘦，慢慢等死，可是婆太太居然康复了。听回来探亲的邻居媳妇说，李老师后来又到上海那家人的家里去看她，听说她被送回乡下，又气又急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婆太太听了，蒙着被子哭了好久。

病愈后的婆太太，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继续上学。家里没有钱，她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跑到远亲家里去借钱。她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地求学，直到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上师范学校不收钱，国家还给补贴。但她念师范不是为了这些，她只是想当老师，想与李老师更近一些，想做李老师那样的老师。

时光荏苒，婆太太师范毕业，先当了幼儿园老师，后又当小学老师。她脾气特别柔和，对待学生有无尽的耐心，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她一直记得李老师，很想去上海找她，感谢她。托人百般打听，了解到李老师结婚后就随夫家搬离了，就此失去了联系。80岁的婆太太，历经半个世纪后，说起这些，眼里仍是湿润的。

一生辛勤育桃李，到现在，还经常会有白发苍苍的学生来看望婆太太。教师节的时候，大束大束的鲜花快递到家里。婆太太有时捧着鲜花，自言自语，“我也想给李老师送花啊。”这时候的婆太太，仿佛还是那个11岁的小女孩。望着她，似乎能看见那个照亮了她一生的年轻的李老师，穿越时空，正微微笑着，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