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强富美高”新江苏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我省擘画的宏伟蓝图，建设美丽江苏是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重要任务。为更好地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新华日报社新华传媒智库于2024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推出“智荐美好江苏”新媒体专栏文章，策应长假出游热潮，从专家视角带领读者进一步“深读”美丽江苏的精彩蝶变。本期邀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中心主任何雨，与大家一同回望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名城名镇为地域乃至整体文明作出的创新创造贡献。

中华文明始于“多元”，兴于“一体”，但在从“多元”迈向“一体”的进程中，总会有若干重大事件或工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运河的兴建，就属于这样的事件或工程之一。她纵贯南北、横连东西，紧密连接中原腹地、燕赵大地、齐鲁故地与吴越天地，让中华民族真正成为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但她又不止于此。一千多年来，大运河沿线向世人贡献了星罗棋布的名城名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辉映着中华儿女在“多元”融合中迈向“一体”、在“一体”推进中深化“多元”的文明征程。

城因水兴，水因城美。城市与水系息息相关，是人类社会城市文明的共同现象。对于大运河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人类改造自然意图的烙印。中国大运河全线连通的省份只有8个，但拥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达56个，在全国总数的占比中超过40%，生动阐释了城与水的关系。其中，水韵江苏更是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最为富集的省份。据统计，在790公里的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共分布着1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1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以及5个国家历史文化街区，此外还有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城市是文明的结晶，也在因地制宜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结晶。历经千年，依然流淌不息的大运河江苏段，同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地域乃至整体文明作出自己的创新创造贡献。

大运河江苏段创新了商业文明。重农抑商，是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印象，但这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事实。对于江苏，特别是江南来说是值得商榷的。晚唐时期的韩愈曾说过“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史》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明会要》宣称“天下财赋，出于东南”，清初江南一个行省的税赋相当于全国的三分之一。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并非仅仅是农业重心的南移，由稷麦变成水稻，同样是商业重心的南移。农业产出低下，所能提供的税赋非常有限，只有商业才能提供更大的税赋。显然，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担负起税赋重任，就在于商业得到了大发展，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则是其“重农不抑商”的进一步证明。那么，为什么江南地区会出现例外、没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呢？答案则在于大运河。正是大运河的开凿与投入使用，带来了南船北马的商贸流通与人员往来，使得商业基因在江南地区得到了保存与涵养。江南地区的异军崛起，几乎与隋唐大运河的出现同步，绝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大运河江苏段创兴了荟萃人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江南地区一直是文化的荒漠，断发文身、好斗尚武是文化标签，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大运河的启用，开启了江南地区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诉说的是李白对扬州的向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留下的是张继对苏州的愁绪；“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思忆的是项斯对淮安的繁华。明清时期的江南，不仅是天下文人墨客的打卡地，也是地灵人杰的孕育地。明初首次科举考试，上榜的全是江南士子。有清一代，共有114名状元，其中江南地区（含浙北）至少59人，超过总数的一半。显然，此时的江南，已经成为华夏文明当之无愧的文化高地。

大运河江苏段创生了人间至味。人间至味是清欢，美食是最受欢迎的人间烟火。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美誉的淮扬菜，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大运河的馈赠。隋唐以前，淮扬地区的饮食风格还是以质朴为主，然而，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帝王将相的宠幸，也带来了饮食风格的转变，更为精致的食物走向了灶台餐桌。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富商巨贾云集，美食店铺林立，在激烈的竞争中，人们依托鱼米之乡的独特资源，精益求精，逐渐形成以“和、精、清、新”为主、色香味俱全的淮扬菜系。

何雨（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