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介绍，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

有个新词叫“远洋捕捞式执法”，用以形容一些执法机关出于个人、部门利益追求，无视法律法规异地抓捕、随意关停企业、划拨冻结甚至侵吞企业资金的行为。比如，有的地方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执法数量考核指标、非税收入任务，滋生了部门违规执法冲动；有的地方和部门行政检查随意性大、行政处罚裁量权滥用，甚至叫嚣“干垮一家企业太简单”，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与一般罚款案相比，趋利性执法尤其是“远洋捕捞式执法”，往往所涉金额较大，容易导致“办理一起案件、垮掉一家企业、失业一批员工”，让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忧心忡忡。企业遭遇不公正待遇，看似是微观个体的遭遇，但破坏的是一地投资、发展信心，也对司法公正、法治信心构成挑战。

正是看到类似执法方式的危害，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均对逐利性执法严加管控，高压之下，趋利执法现象有所抑制，但随着一些地方财政压力加大，有地方和部门又动起罚没收入的歪心思。在全国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罚没收入出现增长异常现象，引发经营主体对于营商环境的担忧。

今年早些时候，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兼CEO姚劲波晒出的一封感谢信备受关注。原来，姚劲波曾就破解地方政法机关逐利性执法司法，建言有关部门“严格规范跨区域执法司法的审批流程”“罚没款应归中央财政”，希望从执法动机上抑制某些地方趋利执法冲动。最高法认为其建议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复信“将认真研究、积极改进”。的确，姚劲波的建言值得研究，不少法律界人士早有类似建议。从制度设计上抑制地方逐利执法的思路可谓正中积弊：某种程度上，一些地方在考量、定性企业行为是否违法违规时，掺入了部门私利，导致执法部门与地方财政“同气连枝”，甚至让法定监督、救济机制处于失灵、停摆状态，这也是逐利性执法禁而未绝的深层原因。

这次会上还提到，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地方进行提醒、督查等，意在多措并举地规范异地执法行为。治理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被摆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可见有关部门对企业权益和营商环境重视程度。可以预见，一系列“组合拳”若落实好，将显著挤压趋利执法空间。站在企业角度，公平、可预期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丝毫不次于税收减免等传统政策优惠。在经济和财政承压背景下，避免“趋利执法”“远洋捕捞式执法”，不光要靠严格审批流程，从法律尤其是程度法角度加强监督、救济，防止执法出现随意化，更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弱化逐利执法的利益刺激。如严格落实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避免罚没收入“转化”为执法部门绩效；如考虑、响应专家学者意见，将“罚没收入上交中央财政”等建议纳入财税改革统一筹划。设法斩断执法机关与罚没收入的利益牵连，形成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的方式，企业才能在安心经营中创造就业和税收。

（韩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