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军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等文件相继出台，“古籍保护”被一再圈点。古籍保护意义深远，而具体工作的千头万绪，恰可借鉴用兵之道，谋攻利全，全胜为上，善之善者也。

知彼知己 谋定后动

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古籍数量、分布、价值、保存现状和主要问题的了解，以及古籍保护单位、人员、技术力量等的整合与衡量。“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2007年发布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古籍深入调查。此次普查范围包括国家图书馆、各公共图书馆、文博单位图书馆（藏书楼）、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宗教单位图书馆（藏经阁）和相关个人或私人收藏机构，登记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损信息和古籍保存状况信息等。历经十余载，目前古籍普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数据库发布的内容主要包括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册数、馆藏单位等信息，目前已累计发布319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941708条8982920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随着调研工作不断细化，从古籍现状、单位、人员信息等方面，为古籍保护工作的全面、科学、规范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胜之道 修护并鉴

古籍文献在时光中的老化和损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过程中发生影响的诸因素却可经实践不断提炼和积累。纸质文物保护受外部环境影响，包括温度、湿度、光线、灰尘，以及生物类虫啮、鼠咬等等。此外，古籍自身的造纸工艺、用材、墨水、颜料，都是影响古籍保存的重要因素。若一味抢救性修复，则古籍修复速度可能远远不及老化速度。采用预防性保护，可关口前移，对症下药。“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知“其所止，其所起”，加强古籍存藏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保存条件。通过环境调控和监测，检测纸张材质，控制温度湿度，加强生物防护，合理避光避尘，集中资源，分类分级分层管理，化被动为主动，达防治兼重之效。秉承预防性保护理念，更以高屋建瓴的格局，强化古籍保护工作统筹，推进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法治保障，加强财税政策支持，推进融古典文献学、古籍保护、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流程于一体的古籍学科专业和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辐辏并进，则明不蔽，料敌制胜，计之长远。

胜敌益强 藏用兼顾

古籍身兼文物和文献双重属性，因此古籍保护就绝不能仅仅局限或满足于物理层面的定义，更需要深入思考其间藏与用的平衡。《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由是在更高层面提出了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的有机结合和互补共进。原生性保护立足传统工艺，重在藏，亦为守。“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是为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生性保护是古籍与现代科技的碰撞。从某种角度衡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古籍数字化手段，从早期图像资料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字进行识别，日臻成熟。古籍数字化既能减小对古籍出库、翻阅、光线等造成的伤害，更能大大提高古籍的使用效能，赋予古籍文本永恒的生命和无限传播空间，堪称充分彰显时代特色的文化弘扬与创新。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相叠，正是虚实相生，“以正合，以奇胜”。传承性保护是二者基础上的又一次飞跃，重在价值形态的“用”，致力于古籍的唤醒与活化。赓续文脉传承，深入挖掘古籍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以全景呈现、文创产品等方式，探索建构文化传播多模态路径，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激发对古籍保护事业的兴趣和热情。

千年文脉延绵不绝，经典古籍功不可没。以兵家之道承古籍保护之属，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杨卫军（作者为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