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在江苏，长江流经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和南通等8座设区市，2021年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这是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后，又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如何理解长江文明？江苏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有何特点和优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和解读。

一、解码：为什么说长江是“母亲河”？

如何理解长江文明的内涵？长江文明是一个流域概念。与作为“线性遗产廊道”的大运河不同，长江文明是一个覆盖广泛的流域概念。长江文明的本质是农耕文明，即以水稻种植为基础进行粮食生产，并在农耕文明中进行创新。这一文明在各个流域区域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例如，在长江上游地区，农耕文明与青铜器的结合，孕育了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在长江中游地区，则是农耕与陶器的融合，湖北、江西等地的许多遗址见证了这一发展过程；在长江下游地区，则是农耕文明与玉器的结合，良渚文化是其突出代表。

如何理解“母亲河”的含义？过去我们习惯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考古发现逐渐揭示了一个事实：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样具备中华文明摇篮的特征。从时间上看，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甚至更为悠久。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北纬30度线，在中国，北纬30度线主要穿过长江流域。尽管黄河文明有文字发现和记载，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来看，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不相上下，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文明特征。

长江文明对中华民族有哪些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文明起源、文化延续、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对外交流等方面。首先，长江流域对5000年前的文明起源贡献巨大；第二，和黄河文明经历过繁荣与起伏不同，长江流域的文明一脉相承，持续发展，一直繁荣；第三，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不仅养育了流域百姓，对国家的贡献也特别巨大；第四，长江流域四季分明，生态环境优越，培育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如追求精巧、雅致、舒适和美好的生活；第五，长江流域的对外交流比其他流域更为发达，自汉代起就有良好的海外交流，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二、溯源：为什么长江文明在江苏表现最突出？

今天，我们要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传承古代文明；第二，保护自然生态；第三，促进时代创新发展；第四，加强对外交流交往；第五，构建美好家园。在中国版图上，长江文明在江苏表现最为突出，因此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江苏应该被重点关注。

在江苏，长江文明具有早期文明的统一性。早期文明在江苏可以划分为江南、江淮和江北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在5000至8500年前同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没有明显区别。

以江南为例，这一区域经历了三个考古学文化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大致为以栽培水稻为主的农耕文明，加上渔猎采集经济和家畜饲养的出现，以位于宜兴的骆驼墩遗址和苏州的草鞋山遗址为代表，时间大约在距今7400—5800年之间。第二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主要为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以位于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穷人和富人产生了社会阶层，居住和墓地分别位于不同的区域，富人拥有了更多社会财富和资源，时间大约在距今5800—5300年之间，这也是早期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第三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主要是古城古国的出现，人们有了较为细致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管理，有了早期国家的雏形，以江苏常州的寺墩遗址、苏州的赵陵山遗址和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时间大约在距今5300—4300年之间。其后续吴国和越国的吴越文明影响遍及了整个江苏，影响力持续到六朝时期文化江南的出现。

长江文明在大运河的加持下，带来了江苏经济的加速发展。春秋时期，邗沟和胥河的出现，分别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太湖与长江，使不同的水系通过多条运河连接起来。江苏地处早期农耕社会的长江流域，生活条件优越，运河的一端连接着首都，另一端始终连接江淮与江南，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后来，随着大运河的建设和作用的发挥，江苏经济进一步加速发展，从早期的水稻农耕和蚕桑经济，到元代起棉花种植和手工纺织业发展，再到明代中期苏州手工作坊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近代民族工商业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的兴起，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长江和大运河功不可没。

三、优势：江苏为什么有能力“牵头”？

江苏省在传承长江文化、凝聚文化共识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我归纳了五个理由：

第一，江南环太湖流域的早期文明，是长江早期文明的四个重点之一。长江流域共有四个重点区域，分别是上游的四川盆地、中游偏上的洞庭湖流域、中游偏下的鄱阳湖流域和下游的环太湖流域。这些重点区域不仅是长江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经济发展的最优区域，长江以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属性，良渚文化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第二，江苏在长江流域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大运河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江苏经济的发展，江苏的入海口自汉代以来经历了多次迁移，从汉代、唐代的瓜洲渡口，到宋代逐渐迁移至泰州（今天扬泰大桥一带），而到了明代则转移至太仓刘家港。这些变迁不仅提升了江苏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也使得江苏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此外，江南和江淮地区作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首都的连通进一步提高了江苏的战略地位。

第三，江苏在人文精神上最多地传承了江南文脉。虽然“江南”最早是指湖北长江以南的区域，但在六朝时期，随着南京成为首都，产生了“文化江南”概念，江苏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具有显著优势。

第四，江苏一直处于经济创新前沿。从早期的水稻农耕、蚕桑经济，再到棉花种植和纺织业，明代中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晚期实现民族工商业的创新，江苏在多个时代率先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中独具一格，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第五，江苏在对外交流方面表现出色。长江流域整体对外交流活跃，而江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汉代到明代，江苏的入海口始终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如扬州是唐代最重要的对外交流基地、张家港的黄泗浦遗址是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出发地、明代南京的宝船厂遗址，以及太仓郑和下西洋的刘家港等，均展示了江苏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双重交流优势。

综上所述，江苏不仅具备地理优势，还拥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完全有能力牵头凝聚文化共识，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为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本文编辑整理自龚良2024年12月20日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传承长江文化 凝聚文化共识”研讨会上的演讲）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李璞/整理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