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南京30余年，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按计划还是和许多“宁漂”一样，准备返乡过年，特别是父母85岁以后——每年，他都要在大年三十下午赶回老家，陪父母吃上一顿年夜饭；大年初一或者初二，再赶到岳父母的家里。

年，简单又复杂。1964年出生于兴化的毕飞宇，对“过年”的记忆几乎就是“吃”：“过年就是一家一家地吃花生、蚕豆、葵花籽，吃渴了，就来到河边喝点河水，然后接着吃。”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知道了“春节”。虽然“过年”就是“过春节”，但在毕飞宇看来，“春节”要美好得多，也复杂得多。

比方说，春联。“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全家搬回县城后，毕飞宇第一次读到了真正的春联，因为春联，春节变得“才华横溢”。为了抢在天黑前看到更多春联，他几乎是跑步行进。县城并不大，逛一圈也用不了多久；但要把家家户户的春联都看一遍，那简直是置身汪洋大海。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年夜饭已开桌，他满脑袋都是汗水，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刚刚经历了什么。

“那真是一顿汉语的大餐啊，美不胜收！”毕飞宇动情地回忆，“当时我觉得，县城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文化，通过春联这种形式凝聚，又噼里啪啦地呈现出来，就像放鞭炮一样。”

正是从那时起，这位苏北少年开始盼望春节、盼望春联，完全不懂什么是文学的他，已懵懂地领略到汉语之美。也正是从那时起，“春节”在他的词典中取代了“过年”，成为一年中意义非凡的事件。等到儿子降生时，他对春节的理解又有了一重转变——他突然感受到“人生的紧张”，意识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得给孩子压岁钱哪。”毕飞宇笑眯眯地说。压岁钱意味着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有了孩子，男性才变成了“男人”，才知道什么是“上有老、下有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中国的社会结构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差序格局’，我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准确：儿子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岳父岳母的女婿，我也是一个父亲。这个格局再往外延展，我还是一个中国人，通过家庭来感受国家，又通过国家来理解家庭——春节虽然短暂，但在那十天半个月里，蕴藏着中国人一生的内容。”

记者问毕飞宇：今年过年准备给父母带点什么？他笑着反问：“还能是什么？当然是红包。”

每年除夕，当毕飞宇把红包递给父母时，父母都格外开心。“这是一年的总结，也是下一年的开端，更是一种承诺：老爸老妈，别担心哈，有我呢，一切都有我。”当然，等他大年初一初二离开老家时，会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个更大的红包。“红包不等于金钱，红包意味着伦理，在红包的一来二去之间，我们各自确立了自己、证明了自己：我们都是有能力把生活过好的人，彼此牵挂，也可以放心。”

身为作家，毕飞宇坚持用最“老派”的方式过年，包括大年初一给父母拜年。老人往往会把大年初一得到的祝福，当作自己的未来。在那一天，他把“魔术福”献给双方父母时，他确信，老人们会从这份祝福里得到最大的快乐，踏实地感到未来一年的幸福，就藏在儿女的嘴里面。

暂停奔忙的步履，让匆促的日子轻柔，从农耕社会到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口腹之欲的追求淡了，但精神、情感意义上的“年味”依然浓厚，并最终成就了春节这一世界级非遗。

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春节？毕飞宇不假思索地来了一段贯口：“春节就是父母，春节就是岳父岳母，春节就是孩子，春节就是一堆又一堆的吉祥话，春节就是华美对仗的汉语，春节就是他人，你认识的所有人——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能一下子填满你的内心。春节就是象征，它象征着人间最大的美，是最好的美。”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文 王悦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