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在挑战中抓住机遇，需要全面理解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同时兼顾战略层面的长远布局与战术层面的深度发力，确保两者相辅相成，以系统化和整体化的策略有效应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性和具体性问题。

从战略层面看，需立足全球传播格局，构建“三位一体”系统性框架，以话语建构与解构双轨并行夯实认知根基，通过文本间性转译弥合东西话语体系裂痕，依托情感共鸣机制突破意识形态藩篱，最终实现从事实认同到价值共鸣的跃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提供有效支点。

建构解构并重，形成事实共识。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能，既要强调“以我为主”的话语建构，也要重视解构西方的“政治话语”。对外话语的构建与传播虽需关注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但不意味着一味迎合海外民众的偏好。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能必须始终坚持坚守“以我为主”的准则，坚定“四个自信”，通过持续在全球化语境中明确“我是谁”的定位，维护国家的集体自尊，同时以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确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具有足够的“硬度”，为国际社会形成对于中国的事实共识奠定基础。

面对国际舆论场的复杂态势，需进一步强化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通过创新话语体系完善议题设置能力，将单向被动应对转化为多维主动引导。同时，强化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增强国际舆论的应对能力，例如增强舆论监测和分析能力，通过先进技术和专业团队，实时监测国际舆论动态，深入分析西方宣传策略，及时识别并揭露其潜在意图和偏见；建立一套迅速有效的信息响应和发布系统，确保在面对不实言论和攻击时，能够立即作出反应，提供事实真相和有力反驳；加强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打造一支既懂国际规则又熟悉中国国情的专业团队，以提升国际传播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弥合话语鸿沟，达成利益共识。国际政治领域，本国话语的“自塑”和西方主导话语的“他塑”常常处于相互博弈的过程，对本国的政治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有助于减少误解，建立互信。鉴于国家间价值观及文化层面的差异，加之各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国情，在诠释本国的政治行为时，将本国话语与国际主导话语进行有效对接，便显得尤为关键。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不同国家和组织的话语文本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这种转化让国际传播的文本间性得以存在，促进不同国家和组织之间的理解和对话便有了渠道。因此，为弥合现存的话语差异，必须深入研究文本间性，洞察西方主导话语的内涵，同时加强对本国话语传播策略的精准调控，策略性地将本国话语嵌入西方主导话语体系之中，弥合本国话语与西方主导话语间的传播鸿沟，为国际范围内利益共识的达成奠定坚实的舆论基底。

在弥合话语鸿沟的基础上，还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与世界范围各利益攸关主体的话语体系中寻求共通的利益共识。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始终的哲学命题，中国文化中的义利观倾向于赋予道义以优先性，强调道义价值超越物质利益。然而重视道义并非否定利益，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和平发展”话语从大国实力与国际责任以及让国际社会变得更好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大国有时需要先从道义层面来考虑责任问题，给予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体现负责任大国应有的风范，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实践中，可以更多地将有利于推动利益共识形成的事实嵌入相关议题之中，展现我国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实践成就，进而推动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跨越意识形态，凝聚情感共识。人类社会由于历史时期的地理分隔、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曾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造成了不同国家在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显著的差异，对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构成了障碍。但人是与社会性、依恋性、喜爱、陪伴这种感情相依附的，驱动这些情感的第一动力便是一种具有移情作用的归属感。所以当相互理解受阻，共识难以形成时，人类社会应当寻求建立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情感共识。

随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折射出跨越意识形态的共情智慧，但这种共情想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就需要通过弱意识形态来诠释，挖掘中西方之间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共性，侧重“共同价值”而非“价值排序”的方式，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凝聚基于人类道德与良知的情感共识，最终实现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性认同。

在新时代国际传播战略中，我国需以技术赋能与协同创新为双轮驱动，构建“数字平台支撑、议题主动引导、多元主体共振”的立体化传播体系，实现国际传播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

搭建数字平台，占据舆论场。大模型技术能够显著提高信息生成的速度和质量，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在多语言翻译、内容审核和管理、舆情监测和分析方面也显示出巨大潜力。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推动下，每一次国际交流与表达的潜在影响力均有可能被放大。因此，对目标受众群体、特定传播场景以及应用技术的精细化管理与运用，将成为提高国际传播效率、降低成本的关键策略。

我国应将长期在传统媒体领域深耕积累的丰富内容产品和流量资源与大模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相结合，最大化地挖掘数字媒体的潜力，为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提供新视角。通过这种综合运用传统优势与现代技术手段的策略，我国国际传播有望在存量时代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主动设置议题，赢得公信力。在国际传播领域，我国媒体更倾向于报道中国议题，报道视角也更多地聚焦于国内。然而，在报道和诠释全球事件，展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方面，或多或少还存在表达上的不足。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不仅需要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展现，也需要在国际问题上有所体现。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媒体的国际公信力和责任感，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助推国际舆论的平衡。这种转变要求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在内容生产、议题设置上进行创新，可将国内议题有效提炼和提升为国际公共议题，也可在国际突发事件的报道中用“中国就在现场”来赢得世界的关注。

多元主体传播，奏响交响曲。国外媒体倾向于采取跨国家、跨领域、跨专业以及多媒介的协同策略，通过联合造势实现合围效应。相较之下，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应对主要集中在外交机构和主流媒体两个领域。尽管中国近年来已经开始构建起“大外宣”的传播格局，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依然存在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需要进一步调动和有效利用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资源，同时加强与国际资源的协同联动，合力奏响多元主体传播的交响曲。

具体实践中，应更加重视民间组织和个人等软渠道的话语传播，借助互联网技术让更多“民间力量”“个体叙事”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分子”，成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有效力量。同时平衡好“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两种不同类型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比重，为其匹配适宜的话语主体，目前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研究及国际传播相对薄弱，导致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更多停留在政策宣言层面。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有更多的学理支撑，将为纯粹的“政策话语”提供有益补充，话语说服力也将得以增强。

甘元元（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