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社会各领域，为其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与变革。对于学校党建工作而言，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创新党建工作模式的关键举措。

学校党建工作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肩负着引领学校正确发展方向、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学校文化建设等重要使命。传统党建工作模式在信息传播、教育方式、互动交流等方面逐渐显现出一些局限性。例如，党建教育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多以理论宣讲为主，难以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的积极性；党建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有时与师生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导致未能达到预期教育效果；在信息收集与反馈方面，存在效率不高、渠道不畅等问题，影响了党建工作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类能够自主创造新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其核心在于通过学习现有数据的模式生成新的数据实例。在学校党建工作中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内容创作和交互能力，为党建工作注入新活力，提供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在党建教育资源建设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发挥独特优势。一方面，它能整合海量的党建知识和时事资讯，依据学校师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资料。例如，针对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与他们所学专业知识或认知阶段相匹配的党建案例分析、理论解读文章。对于理工科学生，结合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党建引领下的科技发展成就进行阐述，让学生更易理解党建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对于文科学生，则从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角度，生成富有深度的党建学习材料，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党建工作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还能辅助教师制作生动有趣的多媒体课件，将抽象的党建理论转化为形象的图片、动画或短视频。

在党建活动组织形式创新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大有可为。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打造沉浸式党建学习体验场景。组织学生开展“重走长征路”的党建主题活动时，利用VR技术生成虚拟的长征路线场景，学生佩戴设备后，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了解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使党建教育更具感染力和实效性。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的交互功能，开展线上党建知识竞赛、主题讨论等活动。在竞赛中，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实时调整题目难度，实现个性化考核；在主题讨论中，智能聊天机器人能参与讨论，为师生提供及时的知识解答和引导，促进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提高师生参与党建活动的积极性。

在党建工作的宣传与沟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写作工具，撰写富有吸引力的党建宣传文案，发布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及时传播党的政策方针、学校党建工作动态和先进党员事迹。这些文案不仅语言生动、形式多样，还能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和受众需求进行个性化创作，提高宣传效果。此外，人工智能的智能客服功能可以在党建工作平台上实时解答师生关于党建工作的疑问，收集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为学校党建工作的改进提供参考依据，加强党组织与师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在实践过程中，以“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主题党建活动为例。活动前期，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收集整理大量红色文化资料，包括历史故事、革命歌曲、英雄事迹等，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年龄特点，生成个性化的红色文化学习手册，发放给每一位学生。活动开展阶段，利用AR技术打造校园红色文化长廊，学生通过手机扫描长廊上的标识，就能看到与之对应的红色文化故事、图片、视频等资料，仿佛穿越时空与革命先辈对话，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活动后期，组织线上红色文化主题讨论，智能聊天机器人参与其中，引导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和补充，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参与党建活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传承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党建工作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不容忽视，党建工作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信息泄露，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准确性和价值观偏差风险，需要教师和党务工作者进行严格审核和把关。而且，技术的应用也对学校党建工作者的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升他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党建工作，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学校应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完善的数据保护机制，规范人工智能的数据使用流程。同时，加强对党建工作者的技术培训，定期组织相关培训课程和交流活动，提高他们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水平。还应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党建学习资料、宣传文案等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价值观的正确性。

雷 铮（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研究”〈22JDSZ30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