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步才

我妈杨胡氏走了，享年虚岁91。

那天是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七。我侄女说：奶奶真会挑日子，选在七夕情人节，去和爹爹相会了。

侄女口中的“爹爹”，就是我父亲。在我老家，小时候我们喊父亲叫“大大”，喊爷爷叫“爹爹”。大人喊小孩，一律叫“伢子”。我13岁那年，刚进初中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病故，母亲37岁守寡，拉扯着我们4个兄弟姊妹，艰难度日。

我读初中的那3年，正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3年间，每当庄稼收获季节，不见天日的连阴雨就接踵而至。麦子尚未脱粒，出芽了；玉米还立在地里，长毛了；山芋、花生来不及刨，霉烂了。年复一年，年年如此，你种什么，老天让你失收什么。饿得百姓把能充饥的水草捞光了、能下咽的树皮剐光了，撑不住的乡亲浮肿丢命，活下来的乡亲一脸菜色。我大伯见我家母子的日子实在苦，就逼我母亲让我辍学。他说：“大伢子就是在家割青草，一年下来也能晒上两个干草堆，不比读书强？”我妈没答应。家里实在没什么吃的东西能让我带到学校去了，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胡萝卜，从地窖里挖出来，洗净了、剁碎了、晒干了、炒熟了，再磨成“炒面”，装进一个手帕缝成的小布袋，背着弟弟妹妹塞给我说：“乖乖，晚自习后抿两口，压压饥。”初中3年，我做得最多的美梦，就是山芋藤变成了面条，篮球变成了大肉圆。初中毕业时，班主任施老师劝我弃考高中。她说：“你妈妈太不易了，考上淮中也上不起。考淮安师范吧，师范生书本费、吃饭钱都不用自己掏。”

淮安师范是师资一流的省立名校，因“三年困难时期”已停招数年。我们1963年考进去的“66届”，在5个县只招两个班80人。我进校以后，那些三年级、四年级的学长们还在校等分配。这时，国民经济虽已起步“调整”，但仍物资匮乏，淮师学生的伙食是免费的“两稀一干”，早、晚餐每人3铜勺稀粥，中午每人一瓦钵大麦采子干饭，每周还必须吃一顿雪菜炒肉丝之类的小荤。对我而言，那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的幸福。更让我珍惜的，是每周六中午固定供应一顿馒头，白面的，每人半斤。这一天的白面馒头，我很少舍得吃，多数是留下来星期天徒步赶回家，去喂我老妹。在我父亲去世时，老妹还在妈妈腹中。每当看到她四五岁了还骨瘦如柴，当大哥的我就想哭。省下的那块馒头，可以让她泡开水吃好几顿。

师范毕业了，我进了一家报社，家境一天天好起来，母亲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父亲去世以后的岁月里，她白天要挣生产队的工分，收工后要摸黑侍弄家里的自留田。寒暑假回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看到她就着火苗如豆的油灯，在为我们几个孩子缝袜补鞋。日子一天天艰涩地流淌，妈妈的腰越来越弯，背越来越驼。再后来，时不时地发作哮喘，厉害时整宿不能平卧。73岁那一年，她吓过我一回，镇医院的医生说她不行了，我连夜赶回去，把她转入地区医院治疗。84岁那一年，她又让我虚惊一场，已经要为她穿寿衣了，她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又过了六七年，这次老人家竟然毫无征兆地走了。妈妈临走那天凌晨，我在南京的家里睡梦中被冰凉的水滴惊醒。一向无故障的壁挂空调突然从风口处往下滴水，溅我一脸。我拿来接水的盆，水又不滴了。我再次躺下，不一会老家的电话来了：“大哥快回来，老人家不行了。”

我母亲的丧事是在市郊的租住房办的。老宅连同左邻右舍几个村的民房，半年前就被推土机推平。据说征地是要建生态新城。按习俗，有个环节叫送饭。老辈人指点说，还是要送到老宅那边去，送在当地她拿不到，也吃不上。从牧皋大桥迂回到老宅原址，供上饭菜、烧纸上香。妹妹悲痛地呼唤着：“妈妈，饭来了，三顿并一顿送来的，往后你就自理了。”透过香火烟雾，我看到老宅四周，从东到西是荒草、瓦砾，从南往北，还是荒草、瓦砾，“生态新城”还只是传说。我坚信，蓝图定能成现实。但我又担心，待到日后，面对连片的高楼、新城，妈妈，你还能找到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