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桂荇

高家墩子，多是本家。

我还在摇桶里，父亲就没了。家里穷，兄弟们都是一脸菜色，那些本家多有照拂。

六岁那年春上，我在“斗鸡”玩耍，被前屋堂哥喊回家。只见一个陌生男人，在家神柜前的杌子上正襟危坐。矮小、瘦削，红黑的脸，不说话。

这，就是继父。

继父在沪上做事，是个泥瓦匠。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要赚钱。我是个“老锅小”，也是个好吃宝，一心贪玩，整日散养。尽管母亲宠，但我没了父亲，与伙伴们一有不和，便被耻笑。我一脸灰黑，肩塌着走路，自卑，孤独。学习上不去，老拖班上的后腿。老师不待见，我也就不上紧。继父回来，看到我的试卷分数，每每长叹。不好说我，更不谈动手。漫漫小学，我混，中学也一样混。最后名落孙山，幡然醒悟。于是，复读，“炒冷饭吃”。我不笨，狠心苦命地学，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

大四那年，继父说，买书，添衣裳，同学请客，分别互送礼品，用钱地方多。于是，每月寄给我的零用，从5元涨到10元。寒假，说让我见世面，叫我去沪上过年。夕阳透过巍峨的老柳树，在建筑工地上洒下一层斑驳，我和继父一前一后走着。继父说我个子高，穿西装有气派。给我钱，让我去“上海一百”挑一件。买了，116元，深藏青的，花了继父两个月的工资还多。来上海后，我才知道，继父吃的是食堂，住的是工棚，干的是苦力。此楼盖好，开拔下家，游牧似的。那天飞雪、寒风，继父从高高的脚手架上走下来，沾满泥浆的灰蓝工作服，罩在瘦小的身子上，又宽大又厚重，空荡荡的。看起来像个滑稽演员，很可怜。那一刻，我心里泛起一股酸楚和自责。钱是继父用汗珠换来的，我手太大，用钱不惜。

光阴催人老。因在沪上无房，继父退休，只得回高家墩子落户。从江南到苏北，从都市到乡村，倒没有看出继父在这种地域迁徙中的留念和无奈，也没有看到他在这种人生转折中的失落和消沉。一两年下来，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农活样样拿得上手。湛蓝的天，艳丽的日，清澈的河，黄花飘香的油菜田，继父与隔壁大伯一起薅草。一样的田野肤色，一样的丰收笑容。四十年的工人，黯然转身，一日为农，竟然瞧不出异样的神色和风貌来。

家里有田，母亲走不开，我们又忙，女儿三岁了，没处放。想来想去，还是墩子妥帖。那个雨夜，我们把女儿送到墩子，偷偷溜回城，怕女儿哭。经济不宽，没钱买奶粉。女儿小，吃的就是饭和粥。到底是稚童好哄好养，没几天，女儿就破涕为笑，不哭、不闹、不嚷着要妈妈了，被继父完全收编。早上，夜晚，女儿骑在继父脖子上跳跃、嬉笑，在墩子、在大圩、在桃园，四处周游。或而逗猫，捡桑葚，摘楝树果，手执树枝赶鸡。高天，散云，酷暑，午后的串场河蜿蜒闪亮。三年过去，继父带女儿下河游泳，扎好几块泡沫系在女儿腰上，说是救生圈。一波起，一浪推，浅白泛黄的香瓜在河里一漂一浮，女儿吃着、笑着，扑腾着手臂，腿脚拍击水花。从此，继父的世界就只剩下鞍前马后，多少疏落了南园北田的瓜果和庄稼。

女儿上幼儿园了，大抵每半月一次，我们回乡。自由的风，是快乐的。母亲下地去了，正值三夏大忙。继父搬张矮凳子，靠在门边坐。把女儿拥在腿上，亲热一会儿，一边低头择着刚摘的紫茄，一边笑谈乡村趣闻、闲聊人事生灭。最后左右叮嘱我们，要做君子，走正道。俄而，厨房里肉炸鱼跳。从灶膛到锅台，烧火，炒菜，就继父一人。饭菜的香，在院子里飘漾。丝丝缕缕，钻入我们的鼻息。酒足，饭饱，我们坐一会儿，准备午睡。继父则忙着拾掇满桌的杯盘狼藉，尔后背着手，到屋后侍弄那块麦地。西边的天空，被夕阳涂抹得缤纷绚烂。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回城。母亲抱着女儿，把我们送到墩子南边的大圩上，颇是不舍。继父默默地跟在后面，一言不发。黄昏降临了，我们走到大圩尽头。远远地，依稀望见母亲和继父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朝我们引颈眺望。

转眼间，女儿上初中。礼拜日，要到老师家“吃小锅菜”。我们下乡，没过去那么简快了。我们回不去，继父就进城。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只剩两只轱辘，大杠上固定吊挂着一只硬质黄革包。包中间铺满稻壳，咸鸭蛋，草鸡蛋，层层叠放。自制的辣椒酱、榨菜瓶，插放在壁袋里。车后座是加长的，两边绑上方竹篮。绿韭菜、紫扁豆，青椒、南瓜，还有黑豇豆、白萝卜、黄土豆，一律排在竹篮里。细看起来，整整一片微观的农家“七彩园”。继父煮的茶叶蛋，女儿很喜欢，就是不能天天吃上，怎么办？继父把盛装食油的十斤塑料箱上口，掏空一块。灌进酱色的卤水，放进一只只茶叶蛋。这样，既透气，又好取蛋，还有卤汁滋养。一次吃上十天半个月，不会坏。每次，继父都是中午来，我们正好下班。他知道，我们要午睡。饭碗一搁，便返回。正午的阳光特别烈，明晃晃，火辣辣，刺得人睁不开眼。街上软软的路上，热浪一阵阵翻滚，行人不见一二。继父跨上自行车，歪着身，双脚一蹬。路不平，车子后座两旁的竹篮，上颠下簸。远处的柏油马路，湿亮亮的。继父瘦弱的身影，越来越小。我怔怔地站在路口凝望，眼睛不觉潮湿了。

那个腊月隆冬，女儿过生日。大雪封路，车子骑不起来。继父之前打了肉，称了鱼，还买了鞭炮、请了蜡烛。一大早，挑着两篮东西，和母亲进城。临到中午，女儿要吃臭豆腐乳。枯坐半天又无言语的继父，自告奋勇去买。我们乔迁北城新居不久，继父对这里的街弄、商场不是很熟。我要招呼客人，便由他去。谁知，这一去，杳无消息。半个时辰过去了，没回来；一小时过去了，还没声响；两个钟头过去了，仍是人影不见。这下，我慌了。事不迟疑，家人分头找。我们南下引江河，北上工农桥，东奔谢家湾，西跑海汊口。凡大街小巷，凡商场店铺，凡路人店主，我们无不张望、细询。快过年了，街上饭店大多歇业。继父身上钱不多，又空肚子，更是天寒地冻。想到这，我脑门上沁出汗珠。我一路跑，一路喊，一路找……待见到他时，街上已是万家灯火。继父蜷缩在东亭立交桥的桥墩旁，瑟瑟发抖，大棉袄里还捂着那只红色臭豆腐乳方瓶。我奔过去，第一次握着继父那冰冻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负疾而去，继父如孤鸟独栖，凄清，寂寞，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多年的操劳，他患上“青光眼”。先前几年，还模糊可见。后来江河日下，勉强能摸墙而行。带他去医院看，医生都说不可逆转，也无良药。继父倔强，压根儿不信，照样喝酒、抽烟。突然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我自然知晓，失明之初那深切的怨痛和锥心的悲哀。继父眼前一片混沌，如何弄？唯此一法，那就是上街，跟我们过。然继父怕连累我们，死活不肯。我说找个保姆，继父不答应，怕人害他。当然，我也有小九九。不是亲生父亲，眼睛又看不见，我更要尽孝。不然，乡邻会把我的脊梁骨戳断的。一切怕烦人，继父学会了盲目自理。也就几天，能摸索着自己蒸饭、煮粥，烧水、泡茶。

每到端午，继父都给我们裹粽子，一贯制。“眼睛不行，还有手。”继父沤好了一锅粽子，进城过节。继父对女儿说：“单个的，是你的，咸肉鸭蛋；两个扣在一起的，是红豆，是你妈妈喜欢的；三个连一块，是纯白糯米的，你爸爸爱吃。”因是“盲裹”，粽子的品相大不如前，甚至有缺角、露尖、漏米的。粽子残缺，继父的爱是完满的。继父看不见，但耳朵异常好。听见女儿吃粽子的“咂咂”声，津津有味，继父高兴地笑了。那一笑，继父有一种成就感。可我望着继父，心里不是滋味。

女儿上高中，课程更紧了，回老家一趟，不易。而我周末回墩子，是必修。我忙不迭地扫地洗衣，烧饭做菜，陪继父喝酒、说话。酒后，继父必吃一碗饭。不吃，酒往上泛。能喝酒，能吃饭，说明身体还好。眼睛不好使，可继父心里明着哩。我那时在机关写写弄弄的，继父叮咛我，别熬夜，不呆喝酒。跟人处，要有肚量。不害人，要防人。继父非常挂念女儿，叫我带回茶叶蛋。咬一口，还是以前一样的味道，既鲜又香，女儿一脸灿烂。

每次回城，我心沉如石，腿脚迈不开步，徘徊如煎熬。继父端坐在堂屋门前，那支一米多长的竹竿，直直立地，双手握着，眼睛平视。胸前挂着四方方的掌心电器，一摁，响亮报时。双脚前，是一张小方凳。凳子上，是一只大水杯。杯里，茶汤酽酽。暮色降临，继父像一尊雕塑。当我拉上四合院那对院门，“啪”的一响，一下子就把继父关在冷寂空旷的院落。我的心猛然惊悚，顿时黑下来了，迷茫，沉重，如临深渊。我站立良久，贴门静听里面有无异动。而后，悄悄转身，缓缓离开，眼泪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