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秦岭

“爸爸，1996年，您送我到学校报到。那天晚上，您住在哪里了？”餐桌上，我与年逾古稀的父亲相对而坐，我小心翼翼地发问，眼睛盯着筷子，不敢望向父亲，像个犯错的孩子。

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盘旋了29年。直到今天，我才鼓足勇气探寻真相。

那是1996年夏天，我们家双喜临门。姐姐嫁给了一名攀钢集团的工人，我考上了省城的国家级重点中专。

姐姐的婚姻，在乡亲们看来是上嫁，毕竟，她以后再也不用住在乡下了，父母也少了一份农业税的负担。当然，父母需要准备一大笔嫁妆，把姐姐风风光光嫁出去。我考上中专，农门算是跳出去了一半，有望吃上皇粮。但是，我考上的是委培中专，每年学费要交3000多元。

嫁妆、学费、生活费，对于父亲来说，这负担如一座山压在他的肩上。更何况，家里才花了上万元积蓄翻修了房子。突如其来的“双喜”让父母开心了一阵子，紧接着陷入了找钱的烦恼。

在我们村，父亲算是能干人，甚至一度被谣传为“大老板”。他的同龄人乳名普遍叫作明狗、撇狗、花狗、猪娃子等，爷爷给他起的乳名却叫“聪明子”。父亲也不负爷爷重望，脑瓜子灵，善于团结群众，还当上了作业组长，后来又与邻居合伙做粮食生意。

1987年，我8岁，父亲37岁。快不惑的年龄，父亲选择了闯。他带着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憧憬，揣着40元钱、几个烧馍馍，一把黄土，踏上了去攀枝花的征途，背后留下大巴车碾过后的滚滚烟尘。

那一年，渡口更名为攀枝花市，攀钢集团成就了一座城。

父亲，像蝼蚁一般，在这个陌生的新型工业城市废渣场湾谋生。

他和他的同伴，踩一双黄胶鞋、戴一副棉手套，在工厂用火车倾倒的火热矿渣中捡拾钢铁。踩在矿渣上，脚底冒起青烟，满湾弥漫着难闻的胶臭味儿。父亲们收集的废钢废渣，经流通和冶炼，变为崭新的商品，进入机关、企业、家庭。

我读书那阵，只知道父亲在攀枝花打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带回来的好吃的、新衣裳、铁脚盆等。他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他如何工作？我一无所知。直到20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年的谋生环境这般恶劣。为此，我为我中考在阆中城买过97元一条裙子、38元一个牛仔背包惭愧了好久。

在渣场湾，父亲靠着聪明与活络，成为当地老板信任的人，委托他组织人员捡废铁、管理工人、记账和发工资。父亲最风光时，用蛇皮口袋装钱给工人发工资。乡亲们听说攀枝花捡废铁就能挣钱，纷纷投奔他，父亲是大老板的谣言就这样传开了。父亲也只有在家人面前才会说老实话，我是啥子大老板嘛，只是不用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而已。

里子不咋样，面子倒是绷起了。

姐姐正是因为父亲在攀枝花打工，才嫁给了那里的工人，实现了村姑到城里人的转变。我，因为父亲在攀枝花打工支付学费，才能安心求学。

父亲，是渣场湾顶天立地的勇士，也是我们家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然而，攀枝花是资源型城市。经过三四十年的开发，资源日渐枯竭。没过几年，渣场湾没有那么多废渣了，父亲失业了。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当不了管理者，父亲回归到了体力劳动者队伍，抡起几十斤重的铁锤打铁、颠起铜勺子给煤老板煮饭，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后来，他辗转云南、新疆，靠出卖体力挣点碎银。

一次，我与室友玲子聊天。玲子说，他父亲送她到校的那天，她找高年级老乡给他父亲协调到了男生宿舍住，第二天，他父亲又带着她转了周围的环境，给她买了好些生活用品。玲子不经意的话，刺痛了我。我沉默。因为，我根本就没考虑过父亲送完我该住哪里的问题。那一刻，我是自责的，我也是自卑的。自责的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父亲晚上怎么住呢？就因为这么多年，我的生活都是被父母安排从而缺乏思考的能力吗？自卑的是，不同成长背景下，城乡差异是多么大。在城镇长大的玲子，她考虑事情周全，有能力在陌生的环境下照顾父亲，尽管她那年也才16岁。而在乡下长大的我，面对城市，面对需要照顾的父亲，却束手无策。

送我到校的那天晚上，父亲住在哪里？他像个流浪汉一般睡在桥洞下？还是舍得花钱住个旅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知道，又不敢知道，我想问，又鼓不起勇气。我在成都工作了，成家了。只要在路边看见流浪汉，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问自己：那晚，我的爸爸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睡在大街上？好几个冬天，我带着儿子，将家里多余的被褥和棉袄送给东风大桥一带的流浪汉。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终究还是踏进了父亲走过的河流。2021年，我被报社派驻到了西昌，负责凉山和攀枝花地区的业务。那年3月8日，我坐着火车，沿着成昆线，重走父亲到攀枝花打工的路，窗外炽热的阳光、车内浓烈的方便面味，都让我想起父亲。次年夏天，给父母做了很久的工作，动员他们重回攀枝花，重温父亲年轻时激情燃烧的岁月。

好说歹说，父亲总算是同意了。感觉得到，父亲很激动。他在阆中准备了好些特产，又提前联络当年的老朋友，从阆中到成都再至西昌，与我们汇合，前往攀枝花。

71岁的父亲好激动，下了车，就和老伙计打电话，约对方“喝个小茶，吃个素饭”。我们开着车，带着父亲在他曾战斗过的渣场湾转了一圈。当年“寸草不生、红浪浪”的渣场湾，长成了一片绿洲，树木高大、碧草丛生。

“变完了，变完了，哦哟……”父亲喃喃自语。

紧接着，我们又去了父亲当年老板所在的弄弄沟。迎接他的，是“弄密村”这个陌生的名字。在小卖部，他谦卑地给当地人递上香烟，打听当年请他代班老板的地址。我们七弯八绕，到了山上，漫山遍野的芒果树，再次震惊了父亲。当年，攀枝花的山里，长的是矿石，哪有这些？

和老朋友相见，几杯酒下肚，话也多了起来。听说“这个已去世”“那个已不在了”的消息，父亲的眼里满是悲伤，满是遗憾。我知道，父亲很感恩当年给他机会的那些老板，让他挣了工资，养活了妻儿。

后来，我们带着父母参观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那里，留下了很多建设者的手印和足迹。我以为，其中的一个，正是我父亲的。

“那天，我走到了火车北站，在车站里睡了一晚，第二天就去了攀枝花打工。”父亲的回答把我的思绪扯了回来。

我眼含热泪，站了起来，给父亲满上一杯酒，敬他，也了却我多年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