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柏春
父亲是个急性子,走路做事总是风风火火,连吃饭都狼吞虎咽,母亲常笑骂他“急猴子”。母亲却截然相反,说话慢声细语,做事细致周全,生怕惊扰旁人。父亲便戏称她“慢羊羊”。
两人性格南辕北辙,常因琐事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退让——大吵三六九,小闹天天有。可转眼之间,又和好如初。
父母是“娃娃亲”,祖父与外祖父交好。1943年成婚时,正值兵荒马乱,家徒四壁的父亲向邻居租了件青布大褂充作喜服。对方问租金多少,他憨厚一笑:“乡里乡亲的,好说。”谁知母亲过门半月后,父亲归还大褂时,对方却索要四戽稻谷作租金。老实巴交的父亲回家一说,母亲慢悠悠叹道:“倒八辈子霉了,嫁给你这么个穷鬼。”一句话点燃了父亲的“爆竹脾气”,两人在低矮的茅屋里吵得不可开交。祖母闻声赶来,劝慰抽泣的母亲:“闺女,咱家虽穷,只要小两口齐心,总有熬出头的一天。”母亲抹着泪起身拉着婆婆的手:“娘,我不是嫌穷,是他做事不地道——家里本就吃了上顿愁下顿,这稻谷拿什么还?他就是光着身子迎亲,我也认了。”自那以后,母亲愈发沉默寡言。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父亲凭力气靠“挑私盐”谋生,肩膀磨出铜钱厚的茧子,长了个拳头大的“扁担瘤”,腰背一寸寸佝偻下去。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父亲饿得浑身浮肿,连路都走不动。母亲却没有半句怨言,咬牙挑起大梁,带着全队妇女在盐碱地种胡萝卜。秋收时,堆成山的胡萝卜救活了一村人。至今仍有老人念叨这事,父亲的身子也渐渐硬朗起来。
父母一生与土地为伴。生产队里,父亲专干罱泥的重活,一干就是三十年,从不喊苦;母亲领着妇女们种棉花,三伏天里弯腰除草打药,汗如雨下。他们拼死拼活供我们读书。我上初中时,父亲觉得我能挣工分了,便要我辍学。母亲立刻顶回去:“就是讨饭,也得让孩子念完书!”父亲梗着脖子反驳:“读书顶啥用?横竖不能考大学,到头来还是种地!”两人吵得互不相让。父亲举手伸向母亲,母亲往他身边撞,嘴里连连说:“你打呀!我送给你打呀!”父亲“嘿嘿”一笑缩回手,那是我见过她们最厉害的一次斗嘴,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悄悄对母亲说:“妈,这书我不读了,我能干活了。”母亲气得直戳我脑门:“傻小子!眼下我们吃苦,为的是你将来有出息!”
1972年我高中毕业,那晚父亲拍着我肩膀说:“书念到头了,跟我学罱泥吧,工分高。”母亲特意打了副小号罱子,叮嘱父亲:“儿子初学,你耐心些,别拿急脾气唬他。”又转头对我说:“你爹是个爆竹性子——一点就炸,有坏嘴没坏心。‘十年儿荒’,往后得靠你撑门户了。”出乎意料,父亲手把手教我时竟格外温和。只是两天下来,我浑身疼得连翻身都困难。熬过一个月,终是练就了干这农活的本领。
父亲一生奉行晨兴夜寐,善良勤劳。分田到户后,年过六旬的他再也干不动重活,佝偻的脊背弯如满弓,便在自留地里种菜。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沾露水的青菜赶集,常未到市场便被抢购一空。他像只不停转的陀螺,忙完自家活计又帮邻里干活。母亲腿脚不便,父亲端茶递药。母亲常说:“你这人呐,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就是脾气急。我受了你多少闷气?如今日子好过,吃穿不愁,儿孙都有出息,她们在城里有车有房。咱们该享福了,你这性子也该改改。”
父母晚年我常回老家陪二老吃饭闲聊。有次母亲语重心长道:“慢语不伤人,慢工出细活。你遗传了你爹的急脾气,往后凡事得沉住气。”
父亲却插嘴:“你妈说得对,但男人做事该快刀斩乱麻,别学她秤砣似的腿——一步挪不出三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