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长篇小说《桃花坞》引发广泛关注。这部作品以1937年苏州沦陷为背景，聚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国抉择与精神成长，以江南文脉为经、救亡图存为纬，编织出一幅兼具历史厚重感与人文温度的时代画卷。近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尧，听他讲述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当下诸多热点话题的深刻洞察。

以苏州为背景的知识分子精神群像

记者：刚刚出版的《人民文学》以头条全文刊登了您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也即将推出单行本，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王尧：我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故事聚焦1937年苏州沦陷后，以桃花坞几户人家——尤其是两户文人家庭为中心，展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市民的民族认同、生存选择与市井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探寻革命道路。小说中的主人公方后乐与黄青梅青梅竹马，在桃花坞大街长大，苏州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两人万里跋涉，最终抵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大学毕业后，方后乐赴北平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黄青梅则远赴美国学习建筑与绘画，立志成为林徽因那样的学者，两人的人生轨迹从此出现分岔。我希望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展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担当、书生意气、儿女情长以及江南日常。

记者：为什么会想要创作一部以苏州为背景的抗战作品？

王尧：我们这代人接受中国现代史、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强调“救亡图存”的精神内核，先辈们在苦难中奋力前行的历程，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小时候奶奶常说起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掠过镇上时，她抱着年幼的儿子躲在桌下的场景——那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这个细节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时，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极端困苦中坚守爱国热忱与民族气节，以学术和教育为火种守护家国的事迹，更让我深受触动。我常常会想：“如果回到那个年代，我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这些先辈若生活在今天，又会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道路？”正是这些记忆与思考的叠加，让我决心创作一部以苏州为背景的抗战题材小说。

文学在抗战中是武器不是点缀

记者：您曾说“文学在抗战中不是点缀而是武器”，这句话该如何解读？您的小说中是否也有体现？

王尧：沦陷前后的众多苏州文化人，一直站在抗战的前沿。他们组织了诸多实际行动，比如参与上海淞沪会战中伤员的救护工作，在烽火里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事。那时的苏州，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抗战的氛围中；即便沦陷后，仍有不少人在暗中坚持斗争。

《桃花坞》是虚构作品，主人公方后乐的成长轨迹始终嵌套在全民抗日的历史脉络里。我特意将故事的源头追溯到上世纪初的杭州——那里有浙江第一师范，鲁迅、朱自清都曾在该校任教；而在苏州本地，像晚年定居于此的章太炎，也是积极呼吁抗战的文化人。小说一路写到西南联大时期，方后乐成为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我想通过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的交织，勾勒出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

“文学在抗战中不是点缀而是武器”，回望那段历史便不难理解。抗战年代，知识分子既有投笔从戎、奔赴战场的，也有以笔为旗、以文为枪的，郭沫若的话剧《屈原》、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是用文字撕开黑暗、唤醒人心的力作。中共南方局与《新华日报》更团结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形成文化抗战的重要力量。这些史实，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精神史、思想史与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篇章。所以说，小说中方后乐的觉醒与奋进以及最终选择革命道路，正是那个年代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我希望通过《桃花坞》表达对那一代人的敬意，也用文学的方式保存那段历史。

记者：创作过程中，您有没有新的感悟或者收获？

王尧：写这部小说对我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尽管我积累了一些素材，但这部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我也并不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我首先要获得一种历史感觉，就是我和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样我写他们，也就是写自己的“前世今生”。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让我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从之前的概念变得更有肌理，更细节化，也更感性。比如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反传统”中成长的，上大学后才懂得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当我设想自己是方后乐时，我开始思考文化选择的问题。他一开始是比较极端的，否定传统文化。后来在西南联大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偏颇。他在小说中蹦出的一句话：“旧传统与新传统经常是循环的。”这对我自己的学术和创作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清晰明了的概念。

记者：您如何看待抗战题材在不同时代的书写？您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王尧：我觉得抗战的故事是不朽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是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底色，这些核心价值没有变。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为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有被称为“中国脊梁”的人物走在时代前列，担负民族责任。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才赢得了后来的新中国。

今天，我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发展阶段，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很多。但人不能只沉迷于现实和物质，要有超越的精神追求。世界在变，但精神、气节、品格和放眼看世界的胸怀不会变，这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我始终坚信，青年一代应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这也是我给男主角取名“方后乐”的缘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在历史中传承的精神遗产，对当下的年轻人依然至关重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再现那个时代的风貌，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用他们的故事启发当下的思考：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关切现实？又该如何携手努力，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梦想？

阅读、书店与文科的时代之变

记者：能否谈谈阅读对我们的意义？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为何依然需要阅读？

王尧：从竹简到电子书，书籍载体的演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阅读。有人总在纠结“知识有用还是无用”，其实知识本身并无这样的分野。只是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需求时，会因转化方式的不同、个体理解的差异，才产生了“有用”或“无用”的判断，而且这两者在特定条件下还能相互转化。当下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始终在叩问我们：人之为人，究竟凭什么立足？我想，答案正在于精神、思想与审美的存在。如果不阅读，我们或许只能困在当下的物理空间里；而借助阅读，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意义的世界，让自身的精神变得丰盈。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的精华大多通过书籍得以留存。所以我认为，阅读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它是浅阅读、深阅读，还是碎片化阅读。

记者：刷短视频算一种阅读吗？

王尧：我觉得视频可以算作一种阅读形式。视频是加速度的，也比较碎片化的，它能让人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但同时也容易分散注意力，削弱深入思考的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可能会“俘虏”你，让人的认知变得表面化、浅层化。这种“加速度”的媒介特性，还可能带来信息泡沫化的问题，难以沉淀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认知。所以我并不排斥短视频，但始终认为它不该成为我们阅读的主要形式。

记者：最近先锋书店禁止商拍的新闻引发热议，也让“书店的生存命题”再次受到关注。

王尧：当下，实体书店，尤其是民营书店，确实面临着生存困境，这是几乎全球性的问题，我在访问欧洲等国家时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百年书店在坚守，因为书店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空间。试想，像苏州这样的文化名城，如果没有实体书店作为支撑，“文化苏州” 的底蕴又从何体现呢？

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都在积极转型，不再局限于售书，或许我们也该重新理解书店的内涵：它以书籍为核心载体，但绝不能仅靠书籍生存。在这里，人们可以喝咖啡、品茶，也可以畅谈文学、历史、哲学与人生，这样的空间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我相信，总会有人深爱着书籍，愿意在书海中静静度过时光。关键在于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这也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给予扶持，让书店能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找到与时代共生的方式。

记者：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文科无用论” 成为热议话题，您对此怎么看？

王尧：我认为文科面临的最大危机，其实是思想能力的退化。人文学科的困境具有全球性，只不过人们更习惯从功利视角评判价值，这使得文科的 “有用与无用” 成了讨论焦点。

我坚信文科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承载着文化精髓，塑造着社会人文环境，维系着大学的精神传统，更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

有些传统基础学科可能会保持相对稳定，但也有一些学科需要回应时代变化，做出必要调整。或许某个文科专业会因时代变迁而被优化，其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方法论会发生改变，但文科本身绝不会消亡。打个未必精准的比方：最先进的科技，或许会用于战争（杀人），或许会用于医学（救人）；而文科更具有“渡人”的力量——它呼唤人文关怀，引导人从此岸抵达精神的彼岸。

在很多人在讲文科危机的时候，我要更强烈呼吁，我们理工科的同仁和学生，应当更多关注文科发展，学习人文学科知识。唯有如此，理、工、商、法、医等学科才能获得更深厚的精神滋养，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洁/文 胡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