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抗战时期，革命进步书籍在国统区的传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理念走向全国深入人心的关键环节。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生活书店为代表的进步书店为适应抗战建国需要，服务大众文化迅速扩张。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洋，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龙伟，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向全国民众进行抗战宣传的困境，出于抗战救亡的共同需求，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密切交往，生活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传播“延安知识”的重要渠道。“延安知识”在国统区的流通与传播勾勒出进步文化在国统区流通的物质网络和知识地图，也生动展现了进步文化机构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进的历史缩影。

本文以生活书店为例，分析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从人员、内容、流通等维度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紧密互动，尝试回答“延安知识”在国统区的传播何以成为可能。

一、救亡中的共振：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交往

生活书店创办于1932年7月，主要是在《生活》周刊社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出版之初，生活书店就拟定了出版与发行并重的方针。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总店从上海迁到汉口，改为总管理处。1938年8月1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重庆。随着抗战的推进，生活书店在宗旨上也日益将抗战救亡作为自己的服务目标。1938年，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成立后，胡愈之提出“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以服务大众文化”的原则，并将其作为生活书店整个出版工作的总方针。1938年底，邹韬奋邀胡愈之到重庆共商生活书店发展大计，确定了生活书店的三条方针：一是促进大众文化，二是供应抗战需要，三是发展服务精神。

生活书店陕店负责人周名寰1939年报告总店说：“西北各店因为环境的关系，对于正确的理论书，以及名著小说等，觉得特别需要……在供应方面，怎样能使各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到几种“正确”的书，分别是《新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讲话》《反杜林论》《鲁迅全集》等，这大抵也从读者和经售者的角度反映了市场的潜在需求。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在抗战救亡上的一拍即合，促成生活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传播“延安知识”的重要渠道。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交往日益密切。生活书店主要在国统区开展业务，南方局周恩来等多次指导生活书店的业务，加强对生活书店的领导。1938年2月，周恩来亲往汉口生活书店作《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报告。此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凯丰、吴克坚、戈宝权等都曾先后到生活书店演讲或作报告，关心生活书店的工作。解放后，三联书店老员工在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革命工龄的计算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有个别党员分别参加三店（生活、读书、新知）的领导；抗战开始，三店撤到武汉后，即由党委有关部门领导三店工作。在武汉由长江局宣传部凯丰同志等领导，在重庆由南方局文委负责人徐冰同志等领导，在解放区的则由当地党委宣传部门领导。”《生活书店史稿》中则自述说：张友渔和胡绳都是南方局文委的成员，实际上是党派在书店的代表，除了主持编审工作外，还过问书店的人事和干部教育等问题，协助徐冰同志对店内党支部作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至此，党对生活书店的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就统一起来了。这些都显示在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和生活书店建立起较直接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呈现出全面多重的特点，生活书店的核心层多与中国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也是生活书店的灵魂。曾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九一八事变使邹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1932年7月，他又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胡绳的回忆大致勾勒了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接近的历程。

除了邹韬奋，生活书店的多数核心成员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1936年前后，邹韬奋吸收艾思奇和柳湜等人为《生活星期刊》撰稿人，通过艾思奇、柳湜，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书店建立联系，生活书店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版商。胡愈之同样也为生活书店引入了一大批“红色”作者：郑振铎、茅盾、鲁迅、金仲华、夏衍、钱俊瑞、张仲实、张明养、钱亦石、邵宗汉、沈志远、周建人、刘思慕、王纪元、胡仲持……他们是生活书店的撰稿人、作者、主编、总编。在生活书店内部，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1938年1月成立的“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替换了原来的总编辑个人负责制，意义重大。编审委员会的很多委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胡愈之、沈志远、张仲实、柳湜在抗战前就入了党，史枚、胡绳则在1938年前后入党。这个在生活书店内部具有很高权力的委员会基本上都由中国共产党把控，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

二、“延安知识”的制作：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丛书出版

生活书店早期以出版青年读物和社会科学读物为主，类似《青年的修养与训练》《萍踪寄语》《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书在青年读者中最为畅销。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书店出版物转向以《战时读本》等救亡读本为主。随着抗战的推进，生活书店反思既往业务，认为书店必须与文化发展趋势相配合以抓住重点。书店同人提出以后的出版计划要在基本理论、现实问题、国际问题、马列名著等领域发力，并强调“马列主义水准的提高，是抗战胜利的保证之一”。不难看到，出版“延安知识”既是时代文化的内在趋势，也是书店市场营业的内在需求。

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的各类图书，大多是以各种丛书的形式推出。生活书店早年出版的丛书主要有7套，包括胡愈之主编的《时事问题丛刊》、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23种）、编辑部自编的《翻译文库》（5种）、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21册）、编译所主编的《文学丛书》（6种）、文学出版社主编的《文学社丛书》（6种）和《小型文库》（11种）。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陆续出版了另外20套，总共推出大约27套丛书。这27套丛书构成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主体，反映了生活书店在战时出版的格调与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27套丛书除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等机构及傅东华、郑振铎、陈北鸥、金仲华、顾颉刚几位外，其余主编者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生活书店出版的丛书具有鲜明的抗战救亡色彩，其中不乏马列主义背景的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典型的如周扬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即是抗战全面爆发背景下，生活书店深感马列理论的重要性，主动向延安的约稿。这套丛书由周扬主编，稿件均来自延安：洛甫《中国革命史》、陈伯达《革命的三民主义》、何干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艾思奇《中国化的辩证法》、王右铭《中国化的经济学》、周扬《文学的基本问题》、陈昌浩《现阶段民众运动》、吴理屏《抗日统一战线》、朱克《游击战术》以及艾思奇等集体创作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这套书出版后，各方销路非常好，后来又把毛泽东、陈昌浩写的《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列入其中。

1938年生活书店推出了张仲实等人主编的《世界名著译丛》，这套丛书在1938―1940年间共推出8种。这8种分别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艺术与社会生活》《德国农民战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拿破仑第三政变论》。这8种图书虽号称世界名著译丛，却全是从德国和苏联译出的马列主义作品。其中《费尔巴哈论》等6种属于马恩作品，另外普列汉诺夫、列宁的作品各有1种。同年生活书店还推出了柳湜主编的《战时社会科学丛书》，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等一系列丛书。这些丛书大多由延安知识分子或左翼作家群体创作。比较典型的是柳湜主编的《战时社会科学丛书》，这套丛书第一辑共包括许涤新《三民主义读本》、潘梓年《民族统一战线读本》、柳湜《抗战形势读本》、张仲实《国际现势读本》等12种。这12种图书大多出自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之手，其中许涤新、潘梓年、柳湜、张仲实、潘念之、石西民、胡绳等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交织的网络：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发行网络的构筑

从1938年起，生活书店进入迅速扩张期。1941年前后，生活书店所设分店办事处前后共达55处，遍及14省，满布于大后方，并深入战区及游击区。较之于抗战前集中在上海区域，战时生活书店“适应大时代的文化工作”，成为战时精神食粮源源不断的供给者。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生活书店在根据地开设的分店，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授意与默许，其支持无需多言。国统区的生活分店，不少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办。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基层书报的流通工作。193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本党书报之查禁与封锁”，要求各级党委从速建立发行部改善发行工作。5月17日，中央关于宣传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应设法经过自己的同志与同情者，以很大的坚持性，争取对于某种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的影响”，“由我们从旁给以人力和材料的帮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为生活书店全国性流通网络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938年初，生活书店南昌分店就是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帮助下开设，由共产党员陈其襄担任书店经理。1938年，生活书店派张又新、毕青、杜福泰到金华筹设分店。在中国共产党金衢特委领导下，生活书店、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内设联合中共支部，陈其襄任支部书记。两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金华的联络站。丽水支店则是1938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在丽水公开开设，由周德炎夫妇负责，店址设在城内驿前，发行进步书刊。同年11月，由于业务发展，人员不足，金华分店又调一些人员到丽水支店工作。该店和丽水新知书店密切配合，共同批购书刊，并做党的联络工作。1938年冬，生活总店派顾一凡到福建筹设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支持下，南平分店在1939年元旦正式开业。南平分店开业后，顾一凡又到福州筹设福州分店，是年春，福州分店也开业。1938年8月下旬，孙洁人奉命前往湖南常德筹办生活书店。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当时在常德的“一致剧社”的许多同志到生活书店当店员，协助帮忙。1939年2月，孙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书店很多活动都在常德县委的领导下进行。

生活书店的另一些分支店则直接由中国共产党党员主导设立。比如贵阳分店，生活总店派邵公文和张子明到贵阳筹备贵阳分店，邵公文即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书店主要是出售进步书籍，传播进步思想，并作为掩护党的活动之场所。在桂林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均属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各自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隶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下辖的桂林书报界中国共产党总支书记沈毅然领导。1940年夏，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讲话中说，我们要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是年冬，徐雪寒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从书店中抽调一批党员去闽、浙、赣等地开设分支书店，作为党的隐蔽机构和地下交通站。

四、畅销的“禁书”：生活书店“延安知识”在国统区的流通

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与生活书店的有力合作，为“延安知识”在国统区基层的流通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各地生活书店的领导与支持，将生活书店各地分支店发展成为地方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平台。由是，大量革命色彩的“延安知识”得以在国统区有组织地流通。1936年底，国民党中宣部即以生活书店“历来出版及经售书籍内容左倾者颇多，又于西安事变时将大量左倾书籍运送内地销售”，为此专门警告生活书店。据生活书店上海分店王泰雷和许觉民叙述，仅1939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新书和重版书就有123种，其中初版至少57种，这些书籍绝大多数为抗战读物和共产读物。

因中国共产党与生活书店的密切交往，大量“左”倾及共产读物经生活书店出版或经销得以成功进入国统区。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对“延安知识”的传播，成为进步知识群体了解、获取“延安知识”的重要渠道，受到国统区进步群体的欢迎。生活书店的图书“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因而备受读者的喜爱。桂林生活书店负责人之一的卞祖纪回忆：“每逢星期日，书店则是广西大学、桂林高中等同学的密集之地，他们专心一意的选购图书的动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后来，武汉、广州的沦陷，人流涌向桂林，我们店更是顾客盈门。”贵阳分店开业的第一天，共销出差不多2000多册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摆得整整齐齐的书架、书台，一下子就被抽得空空的，补充了一批又一批。购书的人仍络绎不绝。”由于抗战热情高涨、图书备受欢迎，以至在部分城市，革命书籍的售卖甚至变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1941年潘公展即在给行政院的公函中无可奈何地报告成都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自成立之始，“散布违禁书刊几无日无之”。“违反修政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则不胜枚举”，“迭次检查警告，仍不悛改，甚至朝令禁止散布，夕又公然发行。”曾在成都生活书店工作的邓之刚，其回忆也大抵可以印证革命书刊流通的场景。他说：“每天开门前，总有好些读者提前到店等候着开门，门市部的读者，整天挤得水泄不通。”上述材料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生活书店读者对“延安知识”的热情，也反映了生活书店销售“延安知识”的成功。

【作者简介】徐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龙伟，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延安知识”在国统区流通的物质网络和知识地图——以生活书店为中心的考察（1938-1941）》。此为节选，注释与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