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面对社区生态治理问题，生态教育是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同属社区事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助力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

社区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融合驱动的内在逻辑

社区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的融合并非简单形式整合，而是内在逻辑的深度耦合，共同推动生态教育赋能生态治理从政府驱动转向居民自觉。

一方面，生态教育本体具有生态治理的功能。生态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社区教育蕴含着治理的天然基因。社区生态教育以服务生态治理为核心旨归，其目标设定、内容规划与实践开展均以生态治理为导向，渗透于社区生态治理的各环节、各领域。从功能样态看，包含生态风险弥合、知识技能传递、生态行为唤醒、生态道德凝聚等功能。这些功能交织协同，共同推动社区生态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从个体行动迈向集体自觉。

另一方面，二者本质上存在内在相通性。社区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呈现，二者存在密切联系与内在一致性。从价值目标上看，均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出发点，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主体同源上看，居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生态教育的认知受体，又是生态治理的行动主体；从行动场域上看，社区通过设计教育嵌入治理、治理包含教育的复合活动，实现共商生态问题解决方案，使生态教育提供智力支持、生态治理提供实践场景。

社区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融合驱动的问题表征

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融合驱动的本质是通过教育赋能治理效能、以治理需求引导教育实践。但当前融合驱动过程中面临多重结构性梗阻，既表现为表层的实践脱节，更折射出深层的逻辑冲突。

教育目标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断层。社区生态教育普遍陷入工具理性窠臼，没能触及生态治理所需的制度参与、政策转化等深层功能；生态治理任务与教育内容缺乏动态衔接，形成供需断层。其根源在于对生态教育治理属性的认知偏差，没有从共同体的高度确立教育与治理的内在关联。

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网络失效。政府缺乏专项规划和资金保障机制，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企业受功利逻辑主导，技术与资金难以转化为融合动能；社会组织存在“能力赤字”，难以充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中介角色；原子化居民个体理性与集体生态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多元主体在融合场域中权力、利益与责任分配机制的缺失。

资源要素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阻滞。社区生态教育空间被边缘化，多元主体资源呈现封闭性特征；市场因公共物品属性存在“搭便车”导致供给不足；社会机制因缺乏制度保障使志愿性资源动员难以持续。这些将引发资源重复建设、信息不对称，阻碍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

社区生态教育与生态治理融合驱动的实践进路

社区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把握融合驱动的实践路径可以促进教育赋能与治理效能的双向转化，为构建基层生态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目标耦合，构建层级化教育目标适配体系。建立“认知—行为—赋能”三级生态教育目标体系，实现与治理需求的动态精准适配。在生态认知上将知识宣讲与国家政策解读深度结合，增强居民对治理目标的理解；在行为养成上将社区微治理行动纳入教育目标考核体系，通过定期评估及时反馈教育效果；在实践赋能上搭建居民议事会等平台，培育公众的自主参与能力。同时，建立目标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教育目标始终与治理方向同频共振。

主体协同，健全多元共治的权责共生机制。政府建立政策供给、资源统筹、考核激励等工作机制，将生态教育成效纳入社区治理考核；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与教育项目挂钩机制，将绿色技术研发与社区教育项目结合；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业培训提升项目设计与资源整合能力；居民通过激励设计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依托社区议事会赋予提案权与监督权，推动个体行动转化为集体治理效能。

资源活化，搭建资源共享与效能转化平台。在物质资本配置上，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体系，以精准性与高效性破解配置错位问题；在文化资本整合上，聚焦知识体系创新与价值转化，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教育内容与传递机制；在社会资本优化上，通过自组织培育与数字化赋能，构建开放、信任、协同的社会网络。同时，建立资源转化效能评估体系，确保从投入到产出的良性循环。

空间再造，打造协同赋能型治理场域。在物理空间层面，将教育空间纳入社区规划，推行老旧社区空间系统性微更新，以功能重组与优化提升生态教育承载效能；在功能空间层面，弱化空间规训属性，推动功能复合化，尤其提升生态教育行为承载能力；在虚拟空间层面，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无边界生态教育场域，突破物理空间对教育形式的限制，推动优质数字生态教育资源向薄弱社区流动。

薛丁辉（作者系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生态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生态教育功能及保障机制研究”〈B2023-01-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