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数智技术深度重构媒介生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主流媒体传统的“全链协作”创新模式虽已实现各链条的协作联动，却往往局限于“产品链-传播链-价值链-安全链-转译链-人才链”等的线性拼接与叠加，难以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对媒体提出的新要求。鉴于此，本文提出“全域协同”这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范式。该范式以数智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实现媒体内部及其关联场域的深度整合与有机协同，在内容生态域、智联传播域、服务融合域、舆情治理域、文明对话域、人机共生域等精准履行职能的基础上，强调各场域通过数据流与算法中台实现机能耦合与动态共生。这一新范式不仅涉及媒体内部的场域再造，更推动媒体的价值域向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国际传播等多个维度延伸，进而实现从“适应变革”到“引领变革”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牢固的意识形态保障、坚实的舆论支撑和持续的文化动能。

# 观点精粹

# 关键词

全域协同；数智技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传播效能

# 引用格式

①双传学.从“全链协作”到“全域协同”：数智技术驱动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范式跃迁[J].传媒观察,2025(08):5-12.

②双传学.(2025).从“全链协作”到“全域协同”：数智技术驱动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范式跃迁.传媒观察(0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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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文化领域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超高清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簇”，不断突破传统技术的边界，催化信息传播场域从线性、平面结构向复杂的“多维拓扑”结构转变，与之相连的文化消费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精准化”“交互化”等特征。正如波斯曼所言：“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当前，这场肇始于传播技术突破、深化于产业体系重构、最终指向文明演变的巨大变迁，颠覆了主流媒体传统生态链的底层架构。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部署。从前一阶段的媒体深度融合到如今的系统性变革要求，中央顶层设计力度不断加大，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在此过程中，数智技术持续迭代并与中国社会深度互构，使社会信息诉求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也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更高的适配要求。因此，洞察技术前沿性问题、探索变革的范式跃迁，不仅是关乎主流媒体自身生存发展的议题，更是攸关主流价值传播效果、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乃至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及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者，其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相互呼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思想观念剧烈变化，而数智技术在为主流媒体赋能的同时，也对媒体全链条的单元节点带来颠覆性影响。在此情境下，主流媒体传统的“全链协作”创新模式虽已实现各链条的协作联动，却往往局限于“产品链-传播链-价值链-安全链-转译链-人才链”等的线性拼接与叠加，难以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对媒体提出的新要求。

鉴于此，本文提出，“全域协同”应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范式。这一范式强调数智技术驱动下的系统思维，致力于实现媒体内部及其关联场域的深度整合与有机协同，通过智能嵌入激活内容生产、算法贯通优化传播分发、数据联动升级公共服务、技术防护推动舆情治理、数智赋能深化文化转译、人机协同锻造人才梯队，使内容生态域、智联传播域、服务融合域、舆情治理域、文明对话域、人机共生域等既依托技术力量精准履行自身核心职能，又借助数据流与算法中台实现机能耦合与动态共生，进而实现整体传播效能的提升。如此，主流媒体才能穿越数智技术的时代湍流，实现历史性的生态重构，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牢固的意识形态保障、坚实的舆论支撑和持续的文化动能。

一、内容生态域：

以智创内容为“核”，强化故事叙事与情感转向

无论媒介形态如何迭代、传播技术怎样革新，内容始终是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主流媒体维系自身生命力的内在抓手。没有持续优质的内容产品，媒体事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数字时代，网络用户成为主流媒体的核心受众群体，这一群体的认知模式、信息接收习惯和价值判断偏好，都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存在显著差异。在此情境下，“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体的专业新闻业，亟需突破僵局的叙事转向。”当海量信息形成认知负荷，用户更渴望直抵人心的对话，希望在故事中触摸时代温度、在情感共鸣中确认价值坐标。主流媒体必须顺应这一底层逻辑来“智创内容”，打破“宏大叙事”“我说你听”等固有框架，借助AI语义分析、用户情感洞察等智能化生产工具，精准捕捉不同群体的叙事偏好与情感触点，精研“知心”“走心”的内容生态域，在用户内心世界构建起稳固的认知锚点。

内容产品的故事化转向，是主流媒体走出信息同质化困局、激活用户参与的突破口。正如叙事学研究指出的，“人是讲故事的动物。”故事情节越精彩，受众越能进入故事之中，故事也就越向受众展开意义空间。这种转化在内容生态中表现为通过张力叙事、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进而把新闻内容从“事实呈现”层面升维至“意义载体”层面，与受众的意义探索本能形成共振。在时政报道领域，将政策解读内化为“改革亲历者的抉择故事”，于政策落地的在场情境中具象化制度效能，使宏大叙事经由个体经验获得可感性；在社会新闻领域，以“问题解决的过程性叙事”置换事件结果报道，并藉由多方协商的社会图景，揭示基层治理的复杂逻辑与民生改善的实践路径；在文化传播领域，以“传承者的坚守故事”激活传统文化符码，在技艺实践与主体性叙事的交织中传递文化赓续的价值意涵，促成小众文化议题的公共性转化。故事化转向不止于形式上的创新，更强调以微观叙事反映宏观价值结构，以“小切口”透视“大格局”，将抽象的价值理性转化为具身性的意义认同。

内容产品的情感化转向，是主流媒体破解传播表层化难题、联结用户情感的支撑点。政治哲学家克劳斯说：“当我们的内心被激发了，我们的头脑就被改变了。”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情感公众”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参与建立情感联结，拓展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边界，情感计算和算法技术的出现对个体情感表达和公共情感空间也产生了新的影响。技术手段放大了情感的流通效能，也重塑了受众的情感期待与价值感知模式。在此种范式转型下，主流媒体亟需构建一套可操作的情感传播策略框架，以回应算法时代的情感诉求。

在情感数据挖掘上，依托情感计算技术体系，研发内容情感大模型，系统化捕获社交平台的情感语义特征与情绪倾向，基于高共鸣度语义单元针对性调适叙事策略，优化内容的情感黏性；在情感场景构建上，整合沉浸式技术（如VR/AR/MR），以虚实融合的方式提升场景感染性，将理念转译为可感知的生活情境，从而推动媒体从“体验式传播”向“沉浸式传播”转型，增强受众的获得感与共鸣度；在情感交互设计上，嵌入智能交互模块，设计触发式智能生成机制，使用户交互行为即时激活情感触点，提升用户的情感代入深度与价值内化程度。智能时代的情感传播转向，强调依托技术手段深度解析“情感共振”的生成机制，驱动主流价值在技术赋能的传播生态中实现高效传递。

二、智能传播域：

以算法贯通为“脉”，构建需求图谱与伦理韧性

内容生态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信息的传播与分发。在数字化转型主导传媒产业发展的语境下，技术要素已从辅助工具演进为关键支撑性基础设施。其中，“算法贯通”作为技术应用的核心逻辑，构成主流媒体建构“智能传播域”的前提性条件。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数据库支持，可对算法互联时代的信息传播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如人际关系网、网络虚拟关系网、社会整体网等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网络之间的传播效率、密度、规模、直径、聚类系数等网络参数，进而对不同形式的内容与类别在网络社会中传播的整体效果进行全面的基础分析。这种以高效算力为动能的智能生态，深度嵌入内容分发的关键环节，紧密耦合技术平台、用户基群及多元化社会服务系统，驱动整个生态体系的协同进化与可持续发展。

“以术辅道”，让主流声音实现“广覆盖”到“深抵达”的质变。在智能传播时代，智能算法不仅管理用户对信息的感知和获取方式，还具有调节、生产、分配价值意义的能力，已实质性地嵌入传播域之中。其对于主流媒体的应用价值，正在于通过数据解析与模型优化，使主流价值的传播从静态推送转向动态适配。在信息分发维度，智能算法摒弃了传统“大水漫灌”式的传播，依托协同过滤与深度学习的融合架构，动态建构用户需求图谱，实现跨地域、跨年龄层用户信息偏好的精准洞察，提升内容产品的触达精度与深度阅读转化率；在反馈调控维度，算法实时数据可捕捉用户停留时长、互动频次等微观行为轨迹，并解析评论语料中的“认知盲区”与“情感极性”，据此对后续分发策略进行动态参数调校，完成传播效果的即时校准；在迭代升级维度，算法贯通网络社区、构建交互场域，催化“价值传播-需求响应-共识凝聚”的螺旋演进机制，推动传播范式从“议题回应”向“社会协同治理”进阶，使传播转化为制度性对话渠道。这种以算法为纽带的智能传播域构建，既保持了主流价值的传播定力，又赋予其适应传播生态变化的传播韧性。

“以道驭术”，在效率追求与伦理坚守的平衡中实现技术向善。正如技术伦理学家芒福德所言：“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芒福德的人性理解之中，重视心灵胜过工具，重视有机体胜过机械。主流媒体对技术的理性态度，也正在于在技术狂奔中把握向善航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内容生产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对这类技术产生路径依赖，确保内容生产始终处于专业把控与主流价值引领的范畴之内，特别是主流媒体特有的“政治把关”“事实核查”“理论深度阐释”等核心能力，绝不能让渡给可能存在算法偏见的人工智能系统；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虚假信息、版权争议等问题，需建立“人机协同审核”模式，将“真实性优先”“最小伤害”等伦理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算法参数，自动规避低俗化、片面化倾向，确保内容既高效生产又符合公序良俗；当应用新兴的技术仅带来感官刺激却无实质内容增值时，应拒绝“技术崇拜”，避免“炫技”式的形式主义应用，不要让高成本的技术沦为堆积展示的高档“景区”。在应用前沿新技术的过程中，主流媒体需基于自身人力、物力等资源禀赋进行理性考量，确保技术在未来“可用”“可控”“可靠”。

三、公共服务域：

以数据联动为“桥”，提升洞察精度与服务效能

公共服务是主流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回应社会需求的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跨域流动与融合共享重构了媒体公共服务的价值生成逻辑。在数智时代，数据联动使主流媒体的公共服务价值从“内容生产-单向传播”的线性逻辑，转变为“数据聚合-协同共创”的循环逻辑。过去，政务、商务、民生信息彼此割据、互通成本高；如今，数据中台打通相关壁垒，把原本分散的政务接口、商务资源与民生场景“整合为一体”。由此，主流媒体的角色也从“传播中介”转变为“价值整合者”：在宏观层面，以数据模型把国家战略转译为可执行的地方指标；在微观层面，以算法推荐把政策包拆解为个性化的民生服务。数据不再是附庸，而是成为公共服务的“智能转换器”，让主流媒体在保持价值定力的同时，提升所生产信息的普惠性与效能感，从而更好地参与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数字治理。

精准化、个性化的数据体系，助力媒体对用户需求从“模糊感知”到“精确理解”。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曾指出，信息的价值在于消除不确定性，因此，联动、翔实的数据流能构建更为完整的认知图景。对主流媒体来说，通过跨域数据关联构建起对个体用户、社会群体与商业主体的“分层洞察”体系，可以突破传统认知的笼统性，使需求感知兼具颗粒度与系统性。在个体用户洞察层面，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建模，构建动态演进的用户“全息画像”，深度解析其内容偏好、交互行为特征及场景化使用习惯等，生成包含显性需求与隐性诉求的立体模型；在社会群体洞察层面，通过多源数据的整合建模，透视群体社交讨论焦点、群体行为轨迹的历时性过程，系统捕捉社群需求演化的社会动力学特征，揭示群体关切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脉络；在商业主体洞察层面，通过跨界数据的关联匹配，分析企业品牌定位、市场反馈信号与用户消费偏好等，精准定位商业服务缺口与潜在价值空间，识别核心价值诉求点，为媒体合作提供决策支持。这种覆盖不同对象的精细化洞察体系，使主流媒体既能把握个体需求的独特性，又能洞察群体与商业需求的规律性，为主流媒体的公共服务实践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可优化、可调度的数据体系，助力媒体的服务实践从“粗放供给”到“精细对接”。数据价值链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出现的新现象，也具有不同于传统的内涵与特征。数据联动机制重构了主流媒体的价值创造范式，使主流媒体得以在“传媒+政务商务服务”中突破传统边界限制，实现服务效能的精准传导。在政务服务维度，基于政务数据库与用户行为数据的整合融通，构建包含“政策-用户”特征的映射模型，生成个性化定制的办事指南，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场景化服务包，并联动政务大厅实现预约办理“无缝衔接”，提高政策服务的用户转化率；在商务服务维度，通过区域产业数据与用户消费数据的动态耦合，建构供需匹配的服务传导机制，为企业定制化输出报道矩阵及垂直产业传媒项目，孵化细分领域的产业链条，拓展全域整合营销的品牌服务，实现多元创收；在公益服务维度，依托居民诉求、志愿服务与社会资源数据的多源协同，架构常态化公益服务平台化运作体系，形成“需求感知-资源拓扑匹配-服务精准触达”的实践闭环，使其深度融入地方治理的毛细血管网络。这种以数据协同调度为核心的服务创新范式，推动主流媒体在政务、商务与公益领域实现服务的精细化转型，为服务效能的持续跃升提供结构性支撑。

四、舆情治理域：

以技术防护为“盾”，助力应急响应与源头防控

舆情治理是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巩固舆论主导权的重要举措。全媒体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主要舆论场和舆情集散地。当前，网络舆情朝着敏感度高、燃点低、易发高发等特质发展，深层冲击网络安全。构建数智驱动、精准互动、多方联动的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数智技术的裂变式发展形成了双重悖论：一方面，算法推荐、智能分发等技术重构了舆论场的权力结构，为主流媒体拓展了“议程设置”与“框架构建”的空间；另一方面，技术赋能舆论场带来的信息碎片化、传播匿名化等，使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叠加”——虚假信息借助深度伪造技术突破认知边界，算法偏见通过“过滤气泡”加剧认知割裂，跨境数据流裹挟的危机话语弱化主流叙事的穿透力。这要求主流媒体既要运用技术治理破解信息虚假、传播失序等传统风险；又要将“价值校准”嵌入算法模型训练，用“多元叙事”打破信息茧房，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筑起“数字护城河”。

数智技术的精准识别，有助于推动主流媒体舆情危机应对从“被动处置”迈向“极速响应”。新技术领域加速突破，赋予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以新的手段，推动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智慧化转型。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极速响应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模式的滞后性与粗放性，让主流媒体得以在应对舆情危机时“既快又准”，更好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防线。依托全网信息抓取与响应系统，对社交媒体、新闻跟帖等进行实时扫描，发挥舆情响应的“第一时间”优势，自动生成包含传播路径、参与群体、风险等级的警示报告，为媒体决策和舆情响应争取“黄金窗口”；依托智能研判与精准定位系统，实现舆情应对的“靶向发力”，借助算法深度挖掘舆情数据，快速锁定核心议题及关键传播节点，识别舆论焦点并据此定制差异化的回应内容，避免泛化回应导致的次生舆情；依托动态处置与即时反馈系统，形成舆情响应的“闭环迭代”，实现处置措施的实时调整与效果评估，并根据用户评论情绪变化动态优化回应策略，缩短舆情的平息周期。这种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响应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提高了主流媒体舆情应对的速度与精度，以“快准结合”的应对逻辑巩固了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数智技术的全程嵌入，有助于推动主流媒体意识形态防控从“事后补救”迈向“源头防控”。算法技术正在以高效的信息分发和精准的内容推送，改变着意识形态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实质性地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在算法黑箱与西方“话语陷阱”交织的复杂信息环境中，主流媒体需要“防患于未然”，为意识形态安全构建起前瞻性技术防御体系。运用内容溯源与价值校准技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进行双重审查，自动识别训练数据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包含西方偏见话语的内容实时修改，并引入主流价值标签库优化算法模型，提升生成内容的正向导向率，从源头阻断风险渗透路径；运用智能拦截与定向澄清技术，强化风险扩散的中端拦截，利用算法定位西方“污名化”言论的易感人群，定向推送澄清内容，降低不实信息的传播率，遏制负面叙事的扩散；运用多元内容与认知矫正技术，针对特定群体的认知窄化现象，通过分析用户画像推送平衡视角的深度报道，矫正群体认知偏差，联动政务、学术等多元主体构建对话场景，提升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度。这种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源头防控体系，让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变被动为主动，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技术保障。

五、文明对话域：

以数智赋能为“钥”，促进国际传播与文化共通

文明对话是主流媒体在全球化传播场域中打破认知壁垒、实现中国话语全球抵达的核心机制，更是构建中国国际形象的关键。深度媒介化时代，信息流动突破地理疆界，一条新闻、一个观点能在瞬间穿越国界。全球著名物流公司敦豪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共同发布的《DHL全球连通性追踪简报》对全球化现状和轨迹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全球化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能使之蓬勃发展。国际流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依然保持韧性，印证着“地球村”的存在。然而，政治制度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分野、意识形态的博弈，又让这种流动充满张力：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尚未撼动，“中国叙事”常因文化误读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主流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实践主体，其使命是将中国实践转译为国际社会可理解的话语符号，为全球话语体系注入中国智慧。

适配国际传播的“全球地方”转向，让中国叙事扎根多元在地情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主流媒体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可通过数智技术有机衔接符号转化、内涵共振与意义建构，让中国叙事既能保持原本意涵，又嵌入不同地域的文化肌理。在符号转化环节，借助机器翻译和文化数据库，把中国话语转化为目标群体易于理解的表达形式，配套生成包含当地语言、生活场景的多模态叙事内容，提高转译的灵活性；在内涵共振环节，通过大模型解析目标地域的集体记忆结构、社会价值敏感域及公共议题谱系，识别中国实践与在地诉求的共振维度，将宏观战略转化为蕴含当地文化基因的表达，提升报道的在地传播效能；在意义建构环节，构建算法协同的跨文化对话网络，搭建包括在地学者、民间组织和受众在内的互动平台，促成包含数据论证、案例对比的多主体参与式传播，实现转译的意义升华。主流媒体既要注意到“内外有别”，也要持续“内外兼修”，以建设性态度、开放性胸襟，实现更具亲和力的国际传播。

破解国际传播中的“语境壁垒”，在差异中构建共鸣的文化桥梁。人类学家霍尔强调，人类交际（包括语言交际）都受到语境的影响，倘若没有语境，符号是不完全的，交流的意义常常依赖于语境。国际传播的一项重要阻力是不同文明语境下的认知偏差。数智赋能的转译链技术系统，可帮助主流媒体破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壁垒，在差异中构建价值和鸣的深层连接机制，打通意义传递的“最后一公里”。为消解符号语义的认知偏差，依托AI驱动的语言概念本体库与语义分析矩阵，突破“直译”“硬译”的局限，通过自动关联历史语境注释与当代实践案例，理解目标语言的价值隐喻体系，生成立体化阐释文本；为挖掘文化语境的共通价值，基于大数据构建文明交集谱系，识别跨文化对话的价值耦合点，并通过在地化文化传承案例与同语境议题的智能匹配，激活文化共鸣，奠定中观层面意义对话的认知基座；为强化意识形态的具象感知，将抽象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锚定于气候治理、粮食安全等在地关切议题，运用算法挖掘普通人传播实践中的符号偏向，联动在地主体进行意义延伸与再生产。这种以数智技术为基底的转译，让国际传播既保持“各美其美”的独特性，又实现“美美与共”的包容性。

六、人机共生域：

以人本主义为“魂”，平衡创新势能与公共坚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人才队伍建设关系到主流媒体生存发展、关系到媒体融合兴衰成败、关系到系统性变革行稳致远。在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的传媒生态中，机器已从工具载体升级为媒体系统中的重要“行动者”，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也对人才梯队的锻造提出了新的适配要求。这种锻造，强调的不是浅表化、应急化的队伍扩张或技能培训，而是深层次构建人与技术互哺共生的动态平衡机制：既要通过数智素养培育与跨学科能力整合，破解技术复合型人才短缺的现实瓶颈，打通“懂技术、通业务”的人才培养通道；又需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筑牢价值防线，防止技术异化导致的专业判断消解、公共情怀弱化等人文性危机。这种以“人本优先、技术赋能”为核心原则的人才发展范式，本质上是通过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领，将人的主体性贯穿于技术应用全流程，从而提升主流媒体在智能传播时代坚守人文立场、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在自觉。

以“人机共舞”的协同模式，激活人才队伍的创新势能与创造边界。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创作模式，还引发了关于人类创造力本质和未来的深刻思考，人机“共同创造力”正成为可能——人可以协同机器实现更高维度的创造。主流媒体需打破“技术工具论”的认知局限，在协同实践中构建与智能技术的共生关系，激活“人机智创”的“能力天花板”。强化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重构信息处理范式，一方面运用智能分析工具聚类海量数据、挖掘潜在规律，另一方面注入从业者的专业洞察与批判性思维，在数据密度与逻辑深度的交汇点提炼出具有洞见的观点；强化创意设计与呈现能力，人机融合拓展内容表达边界，一方面与智能创作工具协作提升内容的多元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从业者主导审美范式筛选与文化价值锚定，打造兼具传播锐度与文化厚度的超级符号载体；强化流程优化与协同能力，人机联动加速内容生产全链条运转，一方面将采编团队嵌入算法驱动的协同中枢，实现素材流的智能生产与自适应调度，另一方面由从业者进行价值校准与流程熵减决策，在效率最优与风险可控的张力中构建弹性生产网络。这种以人为价值罗盘、以技术基座为加速器的协同进化模式，破解了技术应用的“效能黑洞”，为塑造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提供生生不息的人才动能。

以“人本主义”的价值注入，坚守主流媒体的人文属性与公共职责。人的主体性复归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求，更是科技发展如何对与人类社会发展有所裨益的根本所在。主流媒体的人文属性与其“守望社会、服务公众”的职责天然相依，从业者需在智能技术应用中以人文精神驾驭技术工具，确保技术创新始终围绕倡导人文关怀、凝聚社会共识展开。在智能创作工具的使用中，人的主体性体现为对技术产出的“意义再造”，通过田野调查挖掘事实承载的历史与记忆，夯实文化传承的人文根基，赋予内容文化肌理与精神内核，避免技术主导下的文化浅表化；在数字人项目的应用中，人的主体性体现为对技术交互的“情感调适”，以受众情感需求为导向优化话术呈现，使其成为传递温情的媒介而非转述信息的工具，让技术服务贴合公众的人文期待；在算法推荐的运行中，人的主体性体现为对技术逻辑的“价值纠偏”，筑牢舆论引导的价值防线，为其注入公共性的面向，防止技术偏好的信息遮蔽社会公众利益，并结合人工终审确保内容传播的价值主导权。这种以人的主体性驾驭技术工具的实践逻辑，让主流媒体在技术浪潮中始终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实现技术赋能与职责坚守的辩证统一。

结语

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云与端”，新兴媒体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加速演化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迭代演进，媒体形态不断演化、功能拓展不断深化。所谓“不立不破”“破中再立”，“系统性变革”这一部署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对主流媒体“破立相蕴”“革故鼎新”的期待和决心，也指向构建“全域协同”媒体范式的必要性。这种新型生态范式，不仅强调媒体内容生态域、智联传播域、服务融合域、舆情治理域、文明对话域、人机共生域的智能运转，更强调各关联域通过数据流的“神经网络”和算法中台的“协同中枢”实现有机衔接。一方面，丰富的数据流可打破传统内容生产数据、用户行为数据、政务服务数据、跨文化传播数据等的壁垒，形成“数据互通-算法互联-效能互促”的动态系统；另一方面，在人的主导下，算法中台可及时调动关联域的资源响应，使全域效能突破传统链条的边际限制。正是这种系统性的“全域协同”，推动主流媒体从“适应变革”迈向“引领变革”，进而成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枢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肌理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强劲的媒介力量。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8期“本刊特稿”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