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第十轮，扬州队将前往连云港，挑战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就在一百多年前，两位扬州盐商巨擘也前往连云港，他们在灌河入海口投资兴建盐场，将滩晒制盐法首次引入淮北盐区，促使淮北盐业超越淮南，登顶全国食盐产量之冠。

淮北迎来资本垂青

两淮盐区是历代中国食盐生产的最重要产区，食盐产量占全国的近一半，而在两淮盐区中，以淮河为界，又分为淮北和淮南两个盐区。历史上，淮南盐区的盐场数量和盐产量，长期处于淮北盐区之上。

可是到了清末，海岸线东移导致淮南各盐场远离海水，且滩涂盐碱化加剧，淮南盐产量大幅下降，加上票盐制实行后，盐业利润空间被压缩，淮南盐场逐渐失去了长远发展的优势。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盐商需要寻找更佳的盐产地，而清廷则需要新的盐税来源地。于是，滩涂面积大、产盐历史久、开发程度低的淮北盐区，进入了视野。

民国元年（1912年），做过淮南盐场大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幕僚的陆费颂陔，联合清末扬州两大盐商周扶九、萧云浦等，集资50万吊，在今天连云港境内的灌河入海口靠近燕尾港处，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了公济制盐公司，采用滩晒法生产食盐。

扬州盐商为什么没有选择淮北老盐场，而是投资了一处新盐场？这其实与扬州盐商需要推广使用的一种新制盐工艺有密切关系。

清末，淮北盐场普遍采用的还是“淋卤煎盐”的老生产工艺，这需消耗大量柴草作为燃料，而柴草价格随垦荒加剧而不断上涨，老法煎盐不仅成本高，且受天气影响大，产量和利润不稳定。而扬州盐商们此次从淮南引入的滩晒法，则以自然风力、阳光为核心能源，通过筑池引潮、晒卤结晶，具有优势。

滩晒法仅需前期投入盐滩建设成本，长期运营成本远低于煎盐。通过在盐滩上合理规划蒸发池、结晶池等，还可应对多雨气候，而且规模化滩晒能大幅提升产量。淮南盐区此前已长期使用滩晒法，技术工艺成熟，现在直接引进，几乎没有技术不适用的风险。对于盐商而言，采用滩晒法直接提升了利润，他们对于这样的投资可谓信心十足。

灌河入海口，为黄河改道后形成的滨海平原，滩涂面积大且地势平坦，作为应用新工艺的盐滩，其自然条件甚至优于淮南，可大规模筑圩铺滩满足规模化生产需求。而且，灌河为潮汐河道，海水补给稳定且盐度、杂质适中，无需复杂提卤工序，即可直接将海水用于晒盐。此外，灌河航道宽阔，通过灌河接入京杭大运河或海运，可将盐快速运往各大盐运枢纽，这些线路也十分契合周扶九、萧云浦等扬州盐商传统的销售网络。

盐场投资影响深远

扬州盐商在连云港的这次投资，无意中改变了历史进程。

淮北盐区后来居上，触发了海盐生产工艺革命。清末民初，两淮盐区虽然仍是全国最重要的盐区，但是滩晒法新工艺投在自然条件已不太适合的淮南，显不出应有的效果。而将滩晒法制盐技术移植到淮北后，新技术的优势立即体现：末改滩前淮北产盐只占两淮盐产量的20%，改滩后淮北盐产量占86%，1924年淮北盐产已占全国盐产的五分之一。新的生产技术还提高了盐的质量，解决了两淮盐区多雨气候下争取原盐高产、稳产、优质的问题。随着淮盐的产量迅速增加并占领市场，这一技术也被全国同业闻知，开启了全国海盐生产的一次工艺技术革命。

淮北接力淮南成为新盐商的“造富工厂”。盐业到近代一直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盐税成为“救命钱”，所以采取的是“重税+商办”的政策，目的是通过放开对淮北盐的管控，推动淮北盐税增长来填补空缺。扬州盐商巨擘投资连云港新盐场，也正是这种引导扶持的结果。而投资的成功，更对这一政策起到了正面示范作用，吸引了更多资本进入这片新市场，推动淮北迎来盐业投资热潮。

扬州盐商投资带动淮北盐业的崛起，还客观上缩小了淮北和淮南的经济差距。淮北盐区形成了“以盐为核”的特色经济，出现了板浦镇等繁华的盐业小镇。为满足盐运需求，建设的“盐道”“盐河”“盐港”加强了淮北的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海州港、燕尾港等一批连云港境内的港口因淮北盐外销而逐步扩建，为后来连云港成为“亚欧大陆桥东方起点”奠定了早期基础。淮北盐区一直发展至今，而早期的投资开发，客观上使当地积累了“海洋资源开发”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批熟悉海洋经济的人才。

扬州盐商身世传奇

再看当年投资连云港的周扶九和萧云浦，两人在扬州并称“周家的钱，萧家的盐”。两人都是江西人，合办过盐号、钱庄，都是在票盐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扬州大盐商。两人声名也许不如康乾时的江氏、汪氏盐商，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扬州广陵路西首南侧，有两栋红砖外立面的西式洋楼在一片明清旧居中十分惹眼，洋楼的主人便是号称“民国首富”的周扶九。周扶九是布店学徒出身，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是运气顶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周扶九在帮老板收债时，获取了抵债的25张盐票。因为战乱，盐票一文不值，于是老板就用盐票抵扣了周扶九的薪水，算他收债的成果。谁知道战争结束后盐票身价暴涨，周扶九靠出租盐票获得了巨额财富。收到清廷盐引招商的消息，周扶九举家迁至扬州，通过交易盐票，很快成为扬州大盐商。清末民初，周扶九还邀请张謇筹组大丰盐垦公司，他以资产和现金入股53万余元，占公司投资总额的 1/4 以上。而此时，周扶九的财富还未到达顶峰。

辛亥革命后，商业嗅觉告诉周扶九，盐业已不是最佳投资，他便离开扬州移家上海，大量买入虹庙一带地产。随着南京路成为商业中心，其资产大幅增值。同时，他还涉足黄金买卖，与张謇合资创办南通纱厂，与张勋合作创办九江华丰纱厂，晚年还参与投资兴建南浔铁路，资产最多时达5000万两白银，缔造了横跨十省的“裕”字商业帝国。1920年，周扶九去世，家人为他办理了隆重的葬礼，据说葬礼花费39万银元，花费规模仅次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另一位巨擘萧云浦则是清末扬州八大总盐商之一。如今在扬州，扬州人最熟知的还是他家三姨太在运河边捐建的弥勒阁楼，以及四姨太在埂子街上建造的愿生寺。

与周扶九出身不同，萧云浦是“富三代”。其祖父在四川创立“怡丰商号”，积累了巨额财富。但萧云浦希望走科举之路，可却总是“屡试不第”。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江总督曾国藩推行两淮盐务新政，实行盐引招商。萧云浦受父亲指派，来到扬州，进入了平衡协调湘鄂赣皖四省盐务的“四岸公所”当会计，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当会计的周扶九，后来和周扶九等同乡合办盐号、钱庄。不到十年，他就成了扬州八大总盐商之一。萧云浦捐资大方。光绪年间，黄河大决堤，曾国荃来扬州向大盐商求援。萧云浦听说几十万民众受灾，慷慨捐赠“六十万金”。

虽然已经是盐业巨子，但萧云浦一直存有科举入仕的心愿。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终于考取乡试第六名举人。更令他高兴的是，长子萧敷德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乡试，同样中了第六名举人。萧云浦便在扬州建了双桂书屋，以表父子双折桂之意。清朝当时有捐纳官爵的制度，他被诰封为一品光禄大夫，而在扬州盐业史上，只有乾隆时期的两淮总商江春有过此封号。

萧云浦晚年将盐号交给孙子与同乡等经营，自己则全身心与文人雅客一起品茶论古今，赏古玩字画。他喜欢收藏，是清末扬州知名的收藏大家，并曾在扬州建有一雅斋，用来存放藏品，把玩字画。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