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明忠
“吃花生喽!今年地里刚摘下来的。”爱人把一大碗清香扑鼻的水煮花生端上餐桌,满脸写着丰收的喜悦。这年头吃点时鲜不难,但因为这些花生的种子是母亲从几百里外的老家带过来的,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我的老家在黄海边上,往东走三里,就是茫茫一片大滩涂。围垦形成的土地,种什么都不容易。我记事的时候,大集体的土地上还常常长出盐蒿子,泛出白花花的盐硝。但就在这样的盐碱滩上,一代又一代海边人靠年复一年往田里埋绿肥,就是把长有膝盖高的青蚕豆秆带土挖起来,再深翻下去,逐渐改良了土质、提高了产量。他们不仅在平地洼地里摸索出了棉麦套种技术,而且在高坡沙土里种出了花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沙土地和自留地有限,一家一户花生种得不多,产量不大,所以它还是个金贵东西。每年刚摘下来,只能煮一点新鲜的果子解解馋,绝大多数要晒得干干的,储藏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农村人吃花生,除了当季收获的时候,另外就三种情况。一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炒一盘花生米,能算一道不错的下酒菜。二是谁家做红白事情的时候。开席前,放一把炒熟的带壳花生或南瓜子在每位客人面前,以备席间打打岔。三是过年的时候。亲戚间走动走动,小孩子大年初一跑年,主人拿出几把来,和葵花子拌在一起,招待客人,打发小孩。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拿出一捧一捧炒熟的带壳花生,多数人家只有葵花子对付对付。
为了保证来年花生有种,父母亲对做种的花生米子看得特别紧,总是放在高高的站柜上层,让我们弟兄三个够不着。但越是不容易吃到的东西,小孩子就越想吃到嘴。父母不在家,我们想尽办法,抬桌子,搬凳子,像叠罗汉一样,爬到高处,真正是翻箱倒柜。发现花生种,就像寻到宝贝一样,特别兴奋。
三弟今年五十岁了。但一家人在一起还开他玩笑,讲起他和花生的故事。他在家排行最小,星期天在家,父母不怎么管他,没事就钓钓鱼。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刚刚下地不久的父亲看到家里厨房烟囱往外冒烟,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还没有到烧晚饭的时候,赶紧放下手里的农活,跑回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是表弟兄两人烧的火。
“你们烧什么的?”父亲问。
“没……没烧什么,烧点水喝喝。”老三支支吾吾搪塞道。
父亲揭开锅一看,果然是几碗水在锅里翻腾。等他再用鼻子一嗅锅边的味道,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不对,你们炒花生的。还不赶快拿出来!”眼看实在瞒不过去了,弟兄俩才十分不情愿地把刚刚藏起来的花生米交了出来。父亲当着他们的面,一连往嘴里送了好几个,嚼嚼说:“手艺不丑啊,还炒熟了。想不想吃啊?!”搞得两个小孩子杵在旁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分狼狈。多少年过去了,表弟对此事还记忆犹新。
自打离开家乡外出念书,在他乡成家立业,我关于花生的记忆,就变成了父母和我行李中或大或小的蛇皮袋。具体也不知道每年父母种了多少、收了多少,但无论哪一年回家或者父母过来,经常有花生同行,少的时候几斤,多的时候十几斤。
去年年底,母亲和父亲一起来连云港过春节。她听说我们附近有块小田,和好朋友种着玩,从春天挖田平地、盖膜育苗,到夏天除草垄土、灌溉施肥,再到秋天起秆采摘、洗净晒干……
春华秋实,地不亏人。今年春天种下去的一把种子,初秋时节竟然结出了不少果子。开水一煮,剥开一尝,真的颗粒饱满,味道清香,很有嚼头。一番辛勤劳作之后,我和爱人坐在空调房里,一边尝着刚刚出锅的新花生,一边闲谈陈年往事。一个个与花生相关的生活画面浮现脑海,串联起来,似乎在告诉我们,天道酬勤,劳必有获。母亲从几百里外带给我们的,何止是一把花生种,更像是一本花生经、一世花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