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第十二轮，扬州将赴“项王故里”挑战宿迁。有意思的是，这两座沿古运河相依两千多年的古城，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奇妙的交集。因《史记》这本权威秦汉史书在流传版本上的勘误，让“项羽曾准备定都扬州”的说法流传至今，还惊动了历史上的一些大学者纷纷考据。

宿迁地处淮河下游北岸、古泗水入淮口。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从扬州开凿古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后，宿迁因“泗水入淮口”的区位，成为关键转运点。吴国兵船从长江经邗沟入淮河，再逆流至宿迁转入泗水北上中原。公元前221年前后，秦朝建立设立下相县（属泗水郡），宿迁首次纳入全国统一行政建制。下相人项羽起兵反秦后，下相县成为楚军重要后方基地。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宿迁正式获名“宿迁”，并成为大运河漕运重镇。

宿迁和扬州奇妙的历史会面，源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处关键记述。《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前206）二月栏中有一处关于项羽定都的记载：“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通行版本记述到这里大多就结束了，但在一些宋刻版本和清康熙武英殿所刻印的官方版本中，在“都彭城”同格或下一格却多出一行小字，标注了“都江都”三个字。而江都这个地名，历史上也只有现在的扬州地区曾用过，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于是，这不免让读到这些版本的人深信：当年项羽也曾定都于扬州地区。

因记述“都江都”的这部分刻印版本也属于权威的官刻版，所以后世无论官方和民间都对项羽定都有了新看法。如，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的《扬州府志》中，采用了“都彭城/都江都”两说并存的记载。甚至在今天，“江苏省情网”在对扬州的概况叙述中，也采用了“秦亡后，西楚霸王项羽曾准备在广陵建都，故又称‘江都’。”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政府网站则在历史沿革中，也表述为“秦楚之际，项羽欲在广陵临江建都，始称江都。”

权威史书中这一重要叙述的历史版本差异，在清代时就被注重考据论证的扬州学派发现并关注。清代著名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刘文淇还专门写了一本《项羽都江都考》。刘文淇主张，“都江都”为“初议所都”“先以江都为都”的权宜之名，与“都彭城”并行不悖。

刘文淇还在书中进行了推测：项羽在彭城自立西楚霸王时，义帝熊心尚在彭城（今徐州），项羽不宜与其共都，故先以江都为名义之都，待义帝徙郴后再正式都彭城，属政治权宜；广陵（今扬州）属项羽西楚版图，且为东楚都会，具备建都条件，“都江都”之说合于当时形势；唐人咏广陵多称“西楚”，扬州也有“彭城乡”等地名，皆为江都曾为项羽之地的佐证；彭城在地望上更近东楚，而项羽称“西楚霸王”，若以“初议都江都”解，则“西楚”名号与实际定都彭城可贯通。以上这些，仅属于刘文淇个人推测性解释，在历代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证据。

另一位扬州学派代表，清代“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也对“项羽都彭城”进行了考证，其撰写《项羽都江都考跋》附于刘文淇《项羽都江都考》之后。他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不同版本互校，发现“都江都”仅见于‘如元中统二年本’等个别古本。而且，他遍查《史记》《汉书》等纪传，也未见项羽实际都江都的记载。阮元据此判断，“考诸书无羽都江都之事，殆传刻误”。他认为，“都江都”更可能是抄写或刊刻时多出来的“衍文”，并非司马迁原文，属于传刻致误。

在部分古代方志与当代地方史中，将“江都”地名起源与项羽“临江建都”联系，认为这是“江都”得名的由来，而这一说法的来源正是清代刘文淇的推测，所以也不能作为史实。

项羽起兵反秦时，扬州地区当时为秦设的广陵县，初属于九江郡，后隶属于东海郡。公元前 195 年，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被分封为吴王，吴国定都广陵，至此，秦汉史书记载中还没有出现“江都”的地名。

“江都”之名第一次正式出现于史书，是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失败后，汉景帝三年，朝廷废吴国，随后以东阳、鄣二郡之地设置了江都国，下设江都县，徙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后来刘非之子刘建在位时因谋反自杀，江都国随之被废除，而江都县则保留了下来。

所以，项羽曾准备定都扬州之说，基本可以断定属于史书版本勘误造成的以讹传讹。但误传百年本身也成了历史，这恰好让宿迁和扬州之间也多了一曾奇妙的历史联系，成为两座运河古城之间的一段美谈。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