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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棵大树，不能忽略根系，否则无法理解其如何枝繁叶茂、生机焕发。”在10月14日举行的世界中国学“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分论坛上，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说，赓续与创新是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变化的关键标识，赓续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密码，它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赋予今日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是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源头的文化根基。
陈志敏说，创新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引擎。今天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创新。从民为邦本的古老智慧，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从赓续走向创新的实践过程。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实践教授、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武克· 耶雷米奇回忆道，当他接受任命成为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时，便开始与中国密切合作，并亲眼见证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兴起。武克· 耶雷米奇表示，当前，中国已成为一个在全方位意义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科技与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体现，但或许更关键的是——这也与本次会议的主旨息息相关——中国更是一种文明的力量，拥有数千年令人惊叹的文明延续性。“这种文明既在极大程度上给人以启迪，也在极大程度上进行着自我革新。”
“我们大多数人的行为与认知，都建立在特定的文化根基之上。”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始人扬·奥贝里说，若要真正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乃至人类历史的短暂一瞬，我们都应运用这种认知去思考。为了实现跨文化理解，我们更应关注那“水面之下十分之九”的深层结构，而非仅仅在“水面之上十分之一”的表象。这便需要一种“文化考古学”——去探究我们的思维模式、文化基因乃至社会运行法则。
“中国学的研究必须更具前瞻性，勇于突破传统范式窠臼。”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与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创始人翁诗杰说，长期以来，中国学研究受困于意识形态偏见与实践局限，仍沿袭西方传统观点，而近年来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实地展现出其发展，可以说，现有研究论著的数量与质量尚未能跟上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步伐。他认为，仅仅将中方叙事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理解的关键在于把握那些需要进一步阐释的中国文化特质与规范准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从使命型政党与新型政党文明建设来阐述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坚强的党性为根基，以国家发展和人类福祉为使命，全面履行其代表、表达、整合、分配、服务与引领的功能，这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不能套用西方概念来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必须从理论上去创新，把握其最大特质。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独特的模式、规模与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其崛起的根本优势，并代表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新范式。在他看来，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其关键在于，中国成功地将自身的悠久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自我。他表示，我们要夯实中国学本身，不仅要跟踪、整理、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来影响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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