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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夏正平
堂舅一大早就打来电话， 嗓音沙哑低深，一口不正宗的扬中乡音里藏着哀痛，“我要让叔叔回家，让他回到爹娘的脚横头。”
“脚横头”——这话我心头一颤。上次见到堂舅，还是去年茶花盛开的时候。七十多岁的他仍在村里的建筑队做着零工，皴裂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像秋日干裂的田地。我们劝他歇歇，别再干重力活了，这个年纪该享享福了。
堂舅一家是浙江长兴第一家开农家乐的山民。当年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就是在堂舅家的农家饭店接待的。茶山下，竹林边，五亩大的院子，并排两幢别墅，边上涧水潺潺，风里兰花飘香，世外桃源。
堂舅说，他歇不住啊，一歇下来，就浑身不舒服，还是找点事做才舒坦，一夜呼噜到天亮。
我始终好奇，世代居住在长江边的这家人，为何会扎根在浙北深山里？
1943年，长兴县白鱼埠的老街上，日伪贴出一张悬赏告示，五百大洋通缉抗日丁新大队副队长孙路明。这位被日军通缉的年轻人，就是堂舅的伯父。白鱼埠老街上的老人，至今还流传着他骑白马打日伪的传说。
伯父少年时，跟随乡里人去上海美亚丝织九厂学织绸，后来受工友影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负责传递情报。1940年，组织派他到苏浙皖交界开展抗日工作。他曾对家人说，这片山林里，牺牲了他十八位兄弟。
可即便对这片土地情深意重，又何至于举家迁徒？
1951年，已经是华东野战军军官的伯父，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扬中县油坊公社晨光大队省亲。还没坐稳，就接到归队急电。他的小弟孙元有，就这样跟着兄长踏上了征程。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来。
28岁的孙元有，现在只有一个名字，还有一张由主席签名的烈士纪念证书。在漫长的岁月里，一个活泼泼的年轻生命，被风干成一个伟大而悲壮的符号——烈士。
家人提起这位小叔时，朴素的语气里总带着淡淡的惋惜，“家穷，28岁还没结婚成家，爷爷奶奶只指望他跟着大哥去外面闯出个名堂，能有个出息，谁想到……”
浙江长兴川口村，如今竹林苍翠，茶山连绵，涧水清幽，是中国乡村旅游的最早兴起的地方。可60年前，这里还是闭塞的穷山沟，路上还常有狼和野猪出没。
从朝鲜回来后，伯父变卖所有家当，筹措了一卡车玉米大豆送回扬中老家。老母亲思念小儿子，眼睛早已哭瞎。每当有人送来烈士慰问品，她都哭着拒绝，“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们别咒他”。家里的三间茅草屋也被邻居家失火牵连，烧成白地，全家人只能挤在窝棚里度日。
站在废墟前的伯父，做出了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离开血地，举家迁往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长兴川口村，那个最偏远的山沟。从此扬中成了回不去的故乡，长兴成了新的家。
堂舅说，小时候，每到过年吃年夜饭，爷爷奶奶都要摆一副空碗筷，留给他们的小儿子。奶奶总会对着空位喃喃自语，“现在娘陪着你，等以后你来陪娘”。
如今爷爷奶奶都走了，就躺在屋后的大山上，遥望着家乡扬中的方向。而叔叔孙元有，就只剩这张薄薄的泛黄的纸片。
时间似乎能让一切都淡忘，可有些事，有些人，还是会深藏在血脉里，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悄然苏醒。
昨晚，七十多岁的堂舅又梦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说是他叫孙元有，找不到回家路，他要回到爹娘的身边去。堂舅说，他做梦都想把叔叔接回家。不是为了任何待遇——他们家的条件在村里不算最富，但也过得挺好。他只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让叔叔回到父母身边，安放在他们的“脚横头”。
“让叔叔回到父母的脚横头。”就这么一句朴素的话，听得人心里发酸。堂舅说：“你们有文化，办法多，帮我找找叔叔吧。”
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在纸上写下这些文字：寻找烈士孙元有，家人要让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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