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
编者按: 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代码媒介如何深刻重构智能时代的世界经验与主体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蓝江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9期发文，就数字时代的代码展开论述。随着对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延伸的脉络，我们可以提出当前2020年代话语网络的核心是代码媒介，世界被数字化为二进制数据流。键盘触感等物理反馈被模拟，主体沉浸于算法构建的拟像环境，导致更深层的分离。这种分离催生了新的源代码拜物教——将对世界运行的理解寄托于看似透明实则隐匿的源代码与协议，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在数字技术的“控制社会”理论中，代码协议已成为新的规训装置。最后，亚历山大·加洛韦和尤金·沙克尔的“反协议”作为解放政治的新议程，主张通过批判性地介入代码层、挑战现有协议逻辑、构建解放性计算语言与实践，在代码媒介的绝对性中寻求主体性的重构与解放的可能。
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代码媒介如何深刻重构智能时代的世界经验与主体性，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曾提出“话语网络1800/1900”的分期模型：1800年代的话语网络奠基于书写与母语，催生了现代启蒙主体；1900年代则被打字机、留声机、电影等机器媒介主导，带来主体与符号、感官的分离，催生了德波所批判的景观拜物教。如今，我们正面对“话语网络2020”：代码媒介成为主导，世界被数字化为二进制数据流，催生了新的“源代码拜物教”。
一、从书写到代码：话语网络的重构
当我们在DeepSeek对话框中输入请求，得到一段颇具古韵、融合庄子哲思的回答时，所见的不仅是人工智能的文字生成能力，更是一种新型写作媒介的体现。传统键盘写作尚有弹簧反弹的触感，让人感受到主体对写作过程的支配；而AI写作完全脱离了物理反馈，仅通过模拟的界面交互将我们纳入由代码构成的拟像世界。这种变化标志着代码媒介已深度重塑我们的感知与表达方式。
巴西思想家威廉·弗卢塞尔早在1987年就提出“书写还有未来吗？”的疑问。他指出，相比文字符号，其他代码能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以前书写的内容，如今可通过磁带、电影、计算机软盘等更好地传递，且大量以往无法书写的信息也能通过这些新代码记录。弗卢塞尔预见的不只是书写的衰亡，更是一个围绕代码媒介构成的文化世界的兴起。
比尔·布朗在《物的理论》中敏锐指出，数字技术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物”的存在方式。从小说中的文字描写、电影中的影像呈现，到电子游戏中的互动道具，“物”在不同媒介中具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游戏中的回血花瓶，在代码层面需要算法检测用户按键、校验状态、调用函数——它不再是纯粹的话语或影像，而是在算法层面上实现了与用户主体的联结。这种全新的“物”的构成方式，标志着“话语网络2020”的到来。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1800/1900”概念深受福柯“认识型”影响，但强调媒介技术的物质基础对话语形态的决定作用。在1800年代的话语网络中，如歌德《浮士德》所展现的，是现代启蒙主体的诞生，个体作者突破经院哲学的话语控制，将符号生产确立为个人行为。1900年代的话语网络则以尼采使用打字机为象征——打字机介入写作主体与纸张之间，使书写行为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阅读行为，而是自动化书写。留声机和电影则分别介入人类的听觉和视觉，清空词语的内涵，贬低文字的价值。
今天，黑胶唱片、赛璐珞胶片和机械打字机已进入博物馆，我们使用键盘或语音输入，聆听数字合成的声音，观看像素构成的影像。周围一切都在可计算的话语体系中被转化为二进制代码，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物理化学反应中介，而是被数字化代码中介。这就是基特勒未能亲历的“话语网络2020”，我们需要像他超越福柯那样，超越他的二元分期，提出属于当代的媒介本体论。
二、从景观到源代码：拜物教的演变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理论揭示了不同媒介时代主体的不同处境。如果说1800年代话语网络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1900年代和2020年代的话语网络都代表着主体与世界的分离。在机器媒介和代码媒介的中介下，主体所见的世界已非现实本身，而是齐泽克所说的“现实的荒漠”，我们在媒介镀膜的晶体表面折射出狂欢化的感官体验。
这种分离感在古希腊神话中已有预示。阿里斯托芬在《会饮》中讲述的人类被宙斯一分为二的故事，隐喻了人类原始的残缺状态。无法找到真实另一半的人类，不得不以某物填补缺失，这就是“物神”（fetish），对其崇拜即“拜物教”。马克思批判的货币拜物教中，货币遮蔽了生产劳动与消费的直接关系，成为消费的物神。
在基特勒分析的1900年代话语网络中，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制造了声音、影像和文字的幻想，使媒介成为新的拜物教对象——景观拜物教。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景观成为一种环境，将人们从真实世界中分离出来，营造生活幻象的替代物。德波凝重地宣布：“作为当今所生产物品的不可或缺的装饰，作为制度理性的普遍展示，作为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的先进经济部门，景观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
然而，今天的我们不仅生活在德波式的景观拜物教中，更被代码媒介制造的程序化效应所中介。如果景观还是对现实世界的摹本，那么代码媒介下的世界则变成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不以任何现实为参照，而是在计算机算法、数据、协议基础上对世界的重新缔造。
理解代码媒介需要分析机器代码的运行逻辑。机器只能理解0和1的二进制代码，早期程序员为此发明了汇编语言，用ADD、STO等符号代替二进制指令。随着FORTRAN、C等高级语言的出现，产生了“源代码”概念。程序员在高级语言内部编程，不再直接接触机器衔接层次，所有机器运行由“源代码”实现。这造成了新的分离——软件和硬件层面的分离，人类社会与算法物质基础的分离。美国韩裔学者全喜卿尖锐指出：“我们这些‘原始人’将源代码视为一种魔法实体——作为因果关系的来源——而事实上，真正的力量在于其他地方，最重要的是，在于社会和机器关系。”这就是“源代码拜物教”，人类将世界运行交给程序员，程序员交给源代码，源代码和后台算法正在创造自动化社会的程序，人类沦为其中的单元。
三、反协议：解放政治的新议程
德勒兹在《控制社会后记》中提出，福柯的“规训社会”正被“控制社会”取代。规训社会对应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的身体运动受机器中介；控制社会则对应网络化和数字通信技术时代，身份被数字化为可验证的代码。德勒兹指出，控制社会的关键不是有形的栏杆，而是验证代码的电脑，“它测定每个人合法或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
2005年，全喜卿在《论软件，或视觉知识的持存》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在阅读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她明确提出：“软件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性模拟。计算机可以理解为由软件和硬件组成，是意识形态的机器。”软件或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与硬件之间的想象关系，通过广告询唤用户：“每一个操作系统，通过它的广告，都询唤了一个用户：召唤它，为它提供一个名称或形象以进行认同。”成为用户意味着某种意识的丧失，只有符合注册要求、能理解软件导航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用户。
在控制社会中，用户在计算机或网络中的权限、可见内容、推荐商品等，已在软件和代码层面被决定，却看起来像是用户自主选择的结果。这就是控制社会的本质：主体不仅在感官上接受机器媒介的景观，在行动选择和思维方式上也接受算法、代码和底层协议的导航。支配这一过程的基石，就是协议。
与本雅明·布拉顿、列夫·马诺维奇等新一代媒介政治学家一样，全喜卿不主张回归传统的左翼抵抗方式。他们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控制的关键在于资本化的数字平台，平台控制的关键在于软件，而软件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支配代码运行的协议。布拉顿在《堆栈：论软件与主权》中写道：“平台通过有序的涌现过程为行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平台从设定同样严格的手段开始，但对结果采取战略性中立态度：手段决定结果。”
加洛韦和沙克尔因此提出“反协议”运动。与单纯抵抗不同，反协议必须依赖代码媒介，回到计算机编程的最基本编码层。“正如网络协议并非通过静态关系或固定节点运作，任何反协议实践也必须通过新的编码方式运作，无论是学科、方法论还是实践层面。”加洛韦甚至尝试编写一种“解放的计算机语言”，以期在普遍信息学的敌对环境中表达政治愿望。
四、在代码中重寻人的尺度
反协议的政治学，并非对技术的拒斥，而是呼唤一种穿透代码迷雾的清醒与主动。它指向对底层协议逻辑的洞察、对算法黑箱的质疑，以及对新型数字共同体构建的探索。未来的解放，将不再是挣脱铁笼，而是于比特洪流中重寻人之为人的尺度——一种在深度媒介化世界中，既能驾驭代码之力，又不为其所役的智慧与自由。
诚如兰波在《地狱一季》中的呐喊：“必须绝对现代！”这“现代”的绝对性，或许正在于我们能否在代码的绝对性中，开辟出属于人类主体性的、崭新的“反协议”空间。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9期，原文约17000字，原标题为《话语网络、代码媒介与反协议
作者简介：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ndroid版
iPhone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