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起步与一家副食品商店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它的设计者曾一边蹲在地上吃饭，一边讨论制造原子弹，这不是经过演绎的“传说”，而是时间深处活生生的细节。

近日，一场主题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之子邓志平谈起了父亲生前的这些往事。

邓志平说，他父亲1958年调入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负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所所在地最初是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同事在附近一栋借用的、未完工的办公楼里临时办公和生活。冬天没有暖气，冷得实在受不了时，他们就跑到街对面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只因那里有一个煤炉。简陋的食堂里没有桌椅，大家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年轻人常借机向邓稼先请教问题。

“父亲面临的是白手起家的局面。”邓志平说，当时的一般科研人员除了知道“原子弹”这个名字，对它的作用原理一无所知，也无资料可查。每当被问及原子弹制造的关键之处，援华专家就支支吾吾。

“靠别人是不靠谱的，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还得靠我们自己。”邓志平说，就在那种条件下，邓稼先带着一些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设计原子弹。

今年是中国核工业诞生70周年，10月16日又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61周年。近日，中共青海省海北州委、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原221基地职工访谈活动。原子弹、氢弹研制的部分亲历者及其后人被请到现场，回望那个代号为“221”的地方。

位于青海省海北州金银滩草原上的221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都在那里诞生。

躺在碉堡的水泥地上，躺在机房的地板上

面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白发长者，海北州委书记夏吾杰鞠了一躬，他说：“你们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缔造者，更是海北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你们的功勋。海北将以你们为榜样，永远守护好221基地的每一处遗址，讲好每一段传奇，让‘两弹一星’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据他介绍，海北州将基地旧址保护利用工作作为革命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省里及州里近几年加大力度，累计投入资金近16亿元，推进旧址抢救和活化利用工作。

看到大屏幕上展示的221基地如今草木葱茏的模样，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原主任李幼平表示，他感到漂亮得有点“不真实”。在他的印象中，基地没什么树，当年他去报到，下火车时甚至没有站台。“221是这么艰苦的地方”，是刻在他脑海里的印象。

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思得记得，1963年他到221基地那天，住进了新盖起的黄楼。人们告诉他，黄楼交工时，当时的基地负责人李觉将军有过一道指示，让科技人员和工人先搬进去，而他和机关的同事仍住在帐篷里，这种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好几年。“领导如此以事业为重、先人后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同甘共苦的榜样。”

据胡思得回忆，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后来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在221基地由于高原反应，吃不下饭，去车间的路上经常要呕吐几次，非常痛苦。有几次，为了等待看爆轰试验的结果，于敏深夜也不回宿舍，就和衣躺在碉堡里的水泥地上。“他敬业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至今难忘。”

邓志平提到，当氢弹研制在于敏指导下有了理论突破，得到消息后，邓稼先马上赶去，为了加快计算，他和同事工作连轴转，晚上都在计算机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有时是通宵达旦。

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让胡思得对于敏肃然起敬的，还有另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221基地受到影响，举办了“学习班”，逼着人们说假话，引起正直的科学家们极大的反感。于敏也被“请”进了“学习班”。他因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受人尊敬，当时的军管领导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按领导意见说话，遭到他“坚决拒绝”。

“他说，如果我现在说假话，我现在可以轻松过关，然而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因此我宁愿现在挨整，也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胡思得回忆说，于敏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从此，他将于敏视为榜样。

于敏之子于辛说，1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走访父亲到过的地方，去了解父亲及其同事们的事迹，这让他对父辈产生了敬佩甚至敬畏之心。“我认为弘扬科学家精神既是传承历史薪火，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于辛说，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父辈在大局面前能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忍受着个人的痛苦、委屈，完成国家任务。

“时代发展了，如何去挖掘、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和素质见仁见智，我想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我父亲一直教育我的——做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于辛说。

关键时刻，相同选择

从廊坊赶来的原221基地环境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刘书鹤，讲述了一段曾经保密了30年的往事。1971年，他亲历了人类核试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带弹着陆。

那次核试验中，飞行员杨国祥投弹时发现投不下去，周恩来总理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意外，决定直接与飞行员通话。当时，杨国祥有两种选择，一是弃机跳伞，二是返回机场带弹着陆。

刘书鹤说，杨国祥不顾个人生死，在电话里向周总理报告，自己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带弹着陆，如果核弹带不回去，他会选择在大漠深处降落。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请求。

等待飞机返回时，机场人员接到通知要转移到地下室。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坚持不去地下，因为他要亲眼看到飞机安全带弹着陆。刘书鹤说，如果飞机着陆中发生爆炸，包括朱光亚在内，留在地面的人员早就“光荣”了。多年以来，他一直对这位无惧生死的科学家充满敬意。

邓志平说，父亲总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去做，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开展核试验时，核装置是运到场地后才插雷管，这时要求操作人员特别小心。邓稼先经常是无言地站在操作人员身后，稳定人心。

邓稼先一生到现场参加过15次核试验，最后一次是1984年12月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子弹原理试验。此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虚弱到行走几步都要警卫员搀扶。

“他身体为什么一下就这么差？因为有一次试验事故对他打击很大。”邓志平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倒计时后，天空中没有出现蘑菇云，大家都想知道核弹去了哪里。“为了弄清是化学爆炸还是核爆炸，我父亲决定亲自去查看现场，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邓志平说，当时带队的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说得非常感人，“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值钱”。邓稼先没有听从劝导，仍乘车去了爆炸区域，边走边找，找到了碎弹片和弹坑，知道没有发生核爆炸。后来才弄清，那次是核弹直接落地摔碎，导致试验失败。

“他立即放心了。他向同行的原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说‘平安无事’。”邓志平说。然而，邓稼先的身体没有“平安无事”，那次去现场，他受到了很大的放射性辐射。几天后他在北京检查身体，发现血液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1985年10月，邓稼先因患直肠癌住院治疗，到1986年3月，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他的身体疼痛剧烈。邓志平说，父亲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在病房中和同事反复商讨，最后由他和于敏一起，在1986年4月联合署名，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规划的建议书，得到批准，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们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活动中，主办方请来北京的一些少先队员向老人献花致敬。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赵翼鑫说：“在座的老前辈们是我国国防事业的功臣。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新时代的继承者们更不会忘记。”

8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杜祥琬表示：“我想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就是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能不能很好地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8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指出，核武器的研制与发展高铁等产业不同，没有任何专利、论文可供借鉴，完全靠自己的研究，了解基本规律，才能做出产品。我们国家现在有领先的产业链，但要实现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赶超，需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他提醒年轻人注意，国家特别强调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间的密切关系。“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不仅要造出产品，更要了解产品的原理。”他说。

原221基地二分厂高级工程师杨笃，1963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221基地研制炸药部件。他是当年来到这里的众多名校学生之一。221基地结束使命后，他感到留有遗憾，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完成当年南开老校长杨石先交给的任务。“老校长让我们健康地为祖国服务50年，没有到50年，我们就回家了，这很遗憾。”不过他强调，这一生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这位老人还说，自己从221基地收获的只有两个字——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鼓舞着他们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