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公元3—6世纪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多元文明碰撞、交融与互鉴的重要阶段。日前，“3—6世纪东亚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2025年年会”在南京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160多位学者汇聚在南京，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地区多元文明的互动与互鉴，深入探讨这一历史阶段对东亚文明共同体形成的深远影响。

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王志高告诉记者，此次会议在南京举办具有特殊意义。南京是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国都，也是3—6世纪华夏文明的重心所在。“作为3—6世纪的东亚文化交流中心，六朝建康城非常有‘国际范儿’。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常能看到来自东亚各国的使者，贵族们能使用来自海外的新奇玩意。六朝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广泛传播到东亚各国。”王志高说。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幅由南朝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绎绘制的《职贡图》（北宋摹本），描画了12位来到建康进贡的外国使臣形象，包括百济、滑、波斯、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等，属于东亚地区的主要是“百济”和“倭国”。画面上，百济使臣衣着整齐，温文尔雅，白净斯文。按照题记的介绍，百济人的服饰穿戴与南朝人比较接近。

公元2世纪至7世纪，朝鲜半岛上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的局面，即“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统治区域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先后定都汉城、熊津城、泗沘城。百济和六朝政权来往最频繁，关系最为密切。百济向东晋朝贡始于东晋咸安二年（372年）。此后，东晋和南朝的诗书、史籍、佛教经义以及工匠、画师不断输入百济，传播先进的六朝文化。文献记载，百济至少11次派遣使者到建康。韩国熊津百济王室陵园内有30多座墓葬，其中就有以武宁王墓为代表的典型南朝风格的墓葬。

韩国首尔大学权五荣教授指出，在百济墓葬中，南朝青瓷的出土表明中韩两国在六朝时期就存在密切交流，百济王陵旁配置寺庙的做法，明显受到南朝制度影响。百济王陵依江而建，强调在视觉上营造雄伟壮阔的效果，这与中国南方土墩墓葬有相似之处。源自中国的风水思想还从百济传入日本，对飞鸟时代日本统治阶层的墓葬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

韩国高丽大学赵胤宰教授介绍，韩国河南市甘一洞百济古坟群很有可能是百济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应用镂金工艺的金饰、青瓷系水盂、虎首盘口壶、镇墓兽等遗物，与东晋南朝砖室墓出土的相关文物高度相似。以青铜弩机为例，百济贵族在墓葬中随葬弩机，与同时期中国南朝流行的随葬品组合相符。东晋时，南京的门阀世族——王氏、颜氏、高氏的家族墓地中，普遍发现以铜质或石质弩机随葬的现象。刘宋王朝曾应百济请求提供弩机。在当时，弩机作为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装备，南朝政权对其输出有着严格管制。刘宋愿意赐予百济如此先进的“军事装备”，可见两国关系何等密切。

2021年底，百济王室陵园武宁王墓附近的29号墓出土了一块莲花纹墓砖，侧面刻有铭文“造此是建业人也”。“建业”是三国孙吴时期南京的名称。赵胤宰教授表示，铭文中的“建业人”有可能是南朝时期派遣至百济或移民该地的建康（南京）工匠，通过“物勒工名”的行为，留下了中国工匠参与百济王陵建设的证据。

楼劲研究员结合《南史·东夷百济传》，介绍了刘宋元嘉年间、萧梁中大通年间，南朝皇帝赐予百济国各种书籍的史事，“（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并与之……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湼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他认为，这种典籍流通对于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起到了积极作用。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地处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政权与六朝政权也有交流。南通大学讲师虞金永介绍，2019年，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发掘当地著名的“金铃冢”，这是6世纪初的新罗王室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对骑马人物形陶器。通过与中国南方六朝墓葬出土的马俑、陶塑相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马匹形制、人物服饰、乃至整体风格上存在相似性，这表明新罗陶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六朝影响。

“倭国”是指古代日本，从东晋到刘宋时期，倭王曾经十次遣使来建康，开展交往。日本相爱大学教授中村圭尔探讨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日本列岛的交往。他指出，日本山梨县与兵库县古坟出土的“赤乌元年”（238年）与“赤乌七年”（244年）铭文镜尤为珍贵，其传入日本的时间很可能接近制作年代。《三国志》中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向曹魏派遣使臣的记载，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带有吴国年号的铜镜在日本出土，或与魏、吴、倭三方互动背景下的赏赐或交流相关，可能是魏国向孙吴订制后赐给邪马台的礼物。此外，铜镜也有可能是孙权主动尝试与倭人建立外交关系的产物，反映出当时可能已形成的东吴通往九州的海上航路。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教授林氏美容分析了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对林邑（越南中南部的古国）的影响。她指出，汉代的日南郡行政体系不仅给林邑带来冶金、陶瓷和建筑技术，还推动了本地政权的制度化发展。考古资料显示，林邑早期遗址中发现了汉式瓦当、几何纹饰陶片及铜铁器物。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佘永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武钰娟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他们认为，南京大量出土的六朝早期孙吴人面纹瓦当，可能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流行形象——戈尔贡有关。戈尔贡是海神福尔库斯（Phorcys）的女儿，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蛇发女怪。最晚在公元前6世纪，戈尔贡作为能辟邪的保护神，被广泛装饰在建筑上。戈尔贡与孙吴人面纹瓦当上人面形象有较高的相似性，两者都具有圆瞪的眼睛、露齿的大嘴、凸起的脸颊。在传播路线上，两位研究者认为，戈尔贡的形象很可能先从罗马传至越南，在越南红河平原的重要城址陇溪城发掘中就发现了一批人面纹瓦当，年代早至汉末。此后，融合戈尔贡形象的人面纹瓦当又传至武昌、建业等地。孙吴统治者很喜欢戈尔贡“辟邪”的功效，因此在宫殿上大量采用这种瓦当。

东晋建立后，新的统治者并不像孙吴皇室那般“重巫好鬼”，南京的人面纹瓦当迅速消失。但在百济、新罗依然有这种人面纹瓦当存在。有学者认为，孙吴人面纹瓦当也流传朝鲜半岛，这是当时东亚物质文明交流的又一个例证。

一篇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一个个新颖的学术观点，勾勒出3—6世纪东亚地区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图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说，研究千年之前的这段文明交流具有现实意义，是回溯历史、增进理解，以期更好地共赢发展、创辟未来的极佳视角。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