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刘志彪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在形成中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今后参与全球竞争的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与优势，未来我们可以依托这个优势，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应时代大势、回应发展所需，作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标准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从内涵上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过去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形态发生转换和升级，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价值链，转型为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这突出表现在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利用谁的市场问题上，将从利用他国的市场转向利用本国的市场，即从客场全球化战略转向主场全球化战略，突出中国市场的发展地位与作用，增强中国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可控性，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发展。二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核心，是要基于本国大规模内需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与资源，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同时依托大规模国内市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地利用国外的人力资本与先进技术，以此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就是中国企业要“以我为主”，实现在开放中的国际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逻辑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我国拥有体系完整、层次多样、潜力巨大、统一开放、竞争有效的国内大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资源依托、安全韧性和发展潜力所在。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因此从消费需求看，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状态的不断改善，农村消费市场和我国的服务消费市场不断壮大，消费率也将会得到提升。我国摆脱短缺经济特征之后，人民群众对商品、服务的需求从“有没有”加快向“好不好”转变，拉动供给结构不断升级。从投资需求看，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还有较大投资空间。我国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还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正在加快市民化进程，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升级空间很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方面还有较大投资需求。随着智能化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化、绿色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催生规模庞大的投资增量。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市场层次，为内循环推动外循环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需求空间。

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市场创造技术”的转变。过去，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主要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具备转向“用市场创造技术”阶段的发展条件。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机制，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提供动力和能力。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提高企业创新预期收益，由此产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有效的激励：不仅能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覆盖前期研发成本，还能更充分地分摊创新试错成本，降低研发风险，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为创新活动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大规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各类创新活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合适的试验场，使新技术更容易实现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加速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这使得我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能够凭借自身市场优势，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创新领域展开合作与竞争，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中，我国企业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充分实现最小最佳规模目标，并由此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企业可以利用国内市场的多样性需求，拓展产品线和业务范围，实现范围经济。例如，我国的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国内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网络效应，在发展初期迅速积累数据和技术经验，不断降低服务成本、优化产品和服务，进而拓展海外市场，在全球互联网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促进企业充分竞争的效应，市场规模越大，能够容纳达到规模经济状态的企业数量越多，现有大企业就越难垄断市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大，企业格局、产业生态和经济结构就越难以固化，容纳和试错技术路线更多，创新要素就越有较强的纵向和横向的流动性和活力。这使得我国企业能够依托国内市场不断拓展全球市场份额，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现实选择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要求。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外需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以往高度依赖外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较大风险。而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且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市场循环主导经济运行的特征越来越显著。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减弱外需波动风险，有效对冲全球经济波动和外部风险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需要依托内需刺激技术创新、发展创新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在超大规模市场支撑下，虹吸全球优质的先进要素与资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大决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推动国内外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而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发挥我国沿海特大城市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链接中的枢纽作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例如，通过扩大进口全球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在竞争中提升发展水平；通过吸引外资与人才的进入，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进而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脱钩断链风险的背景下，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至关重要。大国经济中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部，一般来说更容易形成完备的、健全的、可以自我循环的产业体系，从而提高产业生态的多样性。因此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能够增强我国对国际上某些脱钩断链行为的反制能力。例如，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够支撑本土企业在关键产业领域的发展，即使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或供应链的突然中断，国内企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内市场的供应，并且通过国内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实现技术攻关和产业升级，减少对国外关键技术和产品的依赖，从而实现独立自主安全高效的发展。

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当前中国的开放程度全球领先。当然，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与体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主要是：

制度型开放建设难度较大。国际上部分经济体推行“脱钩断链”、泛安全化等举措，给我国制度型开放外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内方面，制度型开放管理体制尚不健全，跨部门统筹决策机制存在缺陷，政策沟通协调不流畅，并且在数据开放共享和网络数据安全、外资引入和金融安全等平衡方面也存在难题。

区域对外开放发展不够平衡。区域间对外开放水平差异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虽有所发展，但与东部相比，对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吸引力较弱。另外，部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时发展思路雷同，且中西部地区开放平台综合效益不高，缺少高规格国际展会，经贸活跃度不足。

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我国服务业虽扩大了外资准入范围，但在外资准入后的经营资格、业务许可等方面存在隐形壁垒，附加条件较多，外资面临行业竞争缺失和管制过多等问题。而且，服务业在资金、数据、人员跨境流动等支撑要素方面开放力度也需要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等也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商品和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之间协调程度不足。我国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存在一些堵点，商品和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不匹配的问题比较突出。

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以进一步对内对外改革加强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金融等多个领域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等相通相容，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以国内外市场一体化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等政策协同，构建贸易强国制度支撑体系，加速国内国际市场、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稳步扩大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以形成“中国链”思维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建设和强化这个区域的全球价值链龙头和“链主”地位；针对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特点，挖掘和形成区域优势，精准定位特定优势产业，减少同质化竞争；以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开放水平，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突破制度的路径依赖发挥自贸试验区作用。给予自贸试验区更多制度创新方面的自主试验探索权，如支持那些具有产业基础好、集聚度高等优势的自贸试验区在大宗商品、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展开差别化探索；促进由自贸试验区主导的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在区内培育更多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经验，带动全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完善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