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实力派作家，房伟涉猎多种领域，他写小说、诗歌，也写报告文学，在各类体裁创作中都取得斐然的成绩。房伟在作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是学者、教授，他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处理和搜集小说材料，进一步增强了创作的理性色彩。房伟小说的历史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都颇受关注。前者如《猎舌师》《石头城》等，既有丰富的史料，也有阔大的历史框架，同时还以理性精神提供个人化的战争体验。后者如《余墨》《狩猎时间》《杭州鲁迅先生》等，将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以不乏讥诮的笔调写出了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同时，房伟还特别关注小说的悬疑性、戏剧性和大众性，继《血色莫扎特》取得成功以后，房伟自觉地将悬疑元素运用至多篇小说中，既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也以自省的眼光反映市民生活的众生相。

但是，房伟还有一类创作受到的关注不如前两类，那就是反映普通城市居民情感、尤其关注苏州地方文化和市民性格的“中国式情感”系列小说。房伟自称“新苏州人”，苏州丰富的民间文化是创作的重要来源：“作为北方人，刚到苏州那会儿，经常去葑门菜市场，与老太太交流，听地道的苏州话，南北文化的交融，能在风土人情里得到丰厚的滋养和促动，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欲望。”近日，房伟发表了新作《养生》，故事地点就发生在苏州的菜市场，这是他发掘苏州地方文化、市民体验的新尝试，也是继陆文夫、范小青之后，“苏味小说”版图的进一步延展。

在新作《养生》中，房伟开篇即点出故事的发生地：姑苏城。小说开头就通过街道、建筑、房屋、市场、河流等勾勒出苏州城市的布局，梳理了苏州城的悠长历史，并将镜头聚焦在苏州的菜市场上：

“云门街前是菜场，后是住宅，最早是姑苏城门跟脚。光绪年间，建了炮兵营。兵营没了，菜场几次换主，70年代属于毛巾厂宿舍。今天毛巾厂已成历史词汇，还有很多毛巾厂退休老人住在这里。一条临街小河，早没了摇橹乌篷，只留下倒脏水的去处。河上有座潘家石桥。清晨捞藻船闯过，红马甲护水人，捞着废物和蓝藻。房子是白墙黑瓦，多是七八十年代建筑，抬眼看去，高高低低，胖胖瘦瘦，像极了一群站立的老人。青石板，一百多年走下来，清爽但不滑人，反而有了岁月微尘凝结的牵挂，踩得格外踏实。”

房伟的叙事如同绘画，勾勒出城市框架后，向内填充藏书羊肉、甪直酱菜、阳澄湖蟹、东山桂花酒、陆慕糕团等美食，让苏州城的结构日渐丰满。除了视觉和味觉的缤纷体验，小说还引入咿呀的弹词、吴侬软语甚至是艾灸按摩，从听觉、触觉维度丰富了关于城市的感知。艾姐从外地来到苏州，开了一家艾灸养生馆，在接触各种客人的同时，也将尝尽了城市的滋味。艾姐在苏州体会了爱情的甜蜜，也尝到了别离的痛苦，昔日的菜市场被迫改建，艾姐终于离开苏州。

当然，除了城市改造，小说也不回避苏州作为开放性的发达城市的文化融合属性。在菜市场形形色色的苏州特产旁边，还有云南蜂蜜，山东大葱，青海羊肉和苏北山药，街巷的音响除了软糯的苏州评弹，也有抖音短视频的声音，传统和现代、本地与外来的文化交杂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苏州，那个既保留传统，又包容创新的城市。小说将城市的动迁和重建，与菜市场小店主们的日常经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小说的题目“养生”所暗示的，城市终究是为人服务的，找到了适合居住的城市，又何尝不是一种“养生”？

小说最后，艾姐发现，无论城市如何朝向现代化转变，可贵的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她重新回到了苏州，从盘门进入，“萤火虫从一排排黑瓦白墙飘出，好似又飞走了一个个灵魂。”城市的过客来了又去，但苏州的永远欢迎人们的到来。

房伟对苏州地方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2024年的《太湖万物生》是就是他在苏州西山调研数月，在与当地渔民交流、访谈的基础上，通过第一手史料写出的有关太湖生态岛的非虚构创作。《太湖万物生》一方面追溯了太湖地区从古至今的生态保护传统，另一方面调研了当下生态文明的动人事迹，呈现江南文化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房伟正在创作的“太湖系列”小说，承袭了这种自然风貌与生态美学体验，也进一步丰富了苏州的地方文化特色。

如果说“太湖系列”代表着传统江南“慢节奏”的生活美学，房伟前期的《小陶然》《老陶然》等小说则关注到现代化进程中江南文化的转型。两篇小说都将“定慧寺”作为重要地标，在钟声和诵经声的氤氲氛围中，引领读者走过广场、牌坊和小吃店，观赏梧桐、刺槐和构树，感受独特的江南文化气氛。

除了江南风物，江南人也是房伟这一系列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小说中的人物穿梭于街坊之间，平时下班后打太极、逛公园、散步，饮食则是糖醋排骨、红烧带鱼、苏式面、桂花糕、青团等苏州日常菜色。小说中的老邱、闫阿姨等也具有江南人的典型性格，沉静、优雅、聪慧、注重文教，日常喜欢文学、音乐、舞蹈，遇事则通达灵活、适时进退，体现出江南水文化的滋养。

不过，《小陶然》《老陶然》中的悠然自得的苏州人，也不得不面临人到中年的困境。当身体、婚姻、事业、子女都问题频出，如何平衡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如何回归到平静的“陶然”之境，是小说希望讨论的问题。《小陶然》中在文联工作的老邱原本事业一帆风顺，但妻子去世、儿子远在外地，让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照顾妻子的多年时光，老邱忍受着身体和经济的压力，还不得不面对儿子的冷漠。妻子去世后，老邱面临着再婚问题，但一个又一个女性都如同过客，没有人能真正走进老邱的内心。在纠结、挣扎和失望过后，老邱终于从定慧寺的受灾和重建中寻回了生活的力量，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那是一种来自于内心真正的坚韧和顽强，也是江南文化浸润下的包容与畅达。

《老陶然》中的闫阿姨的处境更加艰难。再婚的前夫、强势的女儿、软弱的儿子、顽皮的孙辈，都成为闫阿姨肩上沉重的担子。小说围绕“学区房”这一现实问题，层层揭露出看似圆满家庭的漏洞与困境。闫阿姨身段优雅、能歌善舞，但前夫依然移情年轻的对象，儿女表面上懂事孝顺，其实只是想让闫阿姨做家务、带孩子，甚至还想转移闫阿姨的房产。面对生活的重重困境，一张拿错了的体检报告让闫阿姨洞悉了世态人心。她不再一味地为家庭和儿女无条件地付出，而是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在一间名为“陶然”的小吃店里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闫阿姨是典型的江南女子，表面温柔细腻、敏感多情，但骨子里同样具有江南人的刚柔相济、务实进取，在陷入困境时，她自我开导、及时脱身，在退休之后还勇敢创业并重新迈入感情，最终也达成了“陶然”之境。

《养生》中的艾姐虽是“新苏州人”，但江南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性格和为人处世。面对爱情和友情的两难选择，艾姐与她的苏州邻居一样，维护着互相关心、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最终也在苏州城中寻到了自己的位置。老邱、闫阿姨和艾姐的性格特色和人生选择，恰恰得益于苏州的文化环境。

陆文夫曾说自己“在小说中追求苏州的那种幽美、平静、细腻、深沉”，范小青说“写了40年，一直在写苏州，好像也没有写够。”房伟是“苏味小说”在新时代的延续，他的“新苏味小说”，从多维度展现江南文化，尤其关注江南人如何应对现代化语境下的城市变化与精神困境。自古水网密布、物产丰富，与外界交往广泛的苏州，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总能把握机遇、走在前列。房伟的“太湖系列”“苏味小说”系列还在继续写作，他小说中的苏州人，既追求安稳，也锐意进取。两种文化的互补交融让他们面对困境，总能及时调整、积极应对，在达成生活平衡的同时，体验充满诗情画意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美学。

作者：刘阳扬（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