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的蓝图中，教师队伍是根基所在。作为做强高等教育“龙头”、夯实基础教育“基点”的核心力量，师范院校正站在政策红利与时代挑战的交汇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协同、联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同时鼓励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师范院校怎样在“综合化”进程中坚守初心？近日，在新时代人民教育论坛教师队伍建设分论坛上，多位国内师范院校校长围绕师范性与综合性的平衡等关键问题，给出答案。

师范性与综合性并非“二选一”

“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源于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四川师范大学原校长汪明义的观点，道出了行业共识。在他看来，师范院校积淀的深厚教师教育文化、完整的学科教学论师资队伍、系统的教育实习实践体系，是其他类型高校短期内难以企及的，这也让师范院校天然成为教师培养的“质量标杆”设定者。

这种坚守在南京师范大学得到了生动实践。南师大校长华桂宏介绍，学校每年本科招生中师范生占比近三分之一，本研新生中师范生规模达近3000人，而校长坚持每年为师范生上“第一课”，引导青年学子树立“学为教育家”的职业理想。“高举师范大旗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综合化’进程中坚守初心。”华桂宏认为，师范性强调人才培养类型，综合性突出学科多样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促进，扎实的学科基础能让师范教育更有底气，鲜明的师范特色能让综合学科更具应用价值。

面对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的新局面，云南师范大学校长胡金明认为，这对师范院校而言是压力更是动力。“‘国优计划’聚焦理工类本科生的‘4+2’连贯培养，补充科学类教师缺口，这恰恰提醒师范院校，必须加快提升科学类、STEAM、AI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的教师培养能力。”

政策接力破解师资下沉难题

如果说政策导向和院校实践勾勒了教师培养的“顶层设计”，那么国内部分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则让问题更具现实紧迫感。胡金明分享的一组云南边境25个县市区普通高中教师抽样调查数据，暴露了基层教育的突出短板。

数据显示，这些县中教师97%为云南籍，省属高校毕业生占比达90%，其中师范院校毕业生占84%，省属综合性大学毕业生不足6%，省外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研究生层次教师，也呈现出类似结构，云南籍占95%，省属师范院校毕业生占45%，省外综合性高校毕业生占比极低。“数量少、水平高的‘国优计划’毕业生，若缺乏特殊政策激励，主动到边疆薄弱地区从教的比例可能很低。”胡金明直指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边疆地区的教育短板，本质上是优质师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科学类、高层次教师的缺口，直接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胡金明提出两点建议，精准切中痛点：一方面，“国优计划”的招生和就业推介应向中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优质师资下沉；另一方面，参照“国优计划”模式设立“省优计划”，遴选1—2所高水平省属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大学试点，选拔专业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攻读教育专硕，定向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中科学类教师。

破题优质教师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如何让教师培养既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又能回应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多位校长给出了共同的关键词：创新与精准。

汪明义提出，实施创造教育、培养“学术型教育实践改造者”，是高水平师范大学在新赛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路径。“这类人才既要懂学术、有学科深度，又要会教学、能改造实践，恰好契合新时代‘大先生’的培养要求。”而南师大的“卓越教师计划”“本硕贯通培养”等改革，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通过学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让师范生既“站稳讲台”，又“引领改革”。

师范院校要植根地方、服务地方、引领地方。华桂宏以南师大为例介绍，据统计南京师范大学目前教育界的在职校友超过10万人，还有一大批扎根基础教育的各级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名校长。在对口支援工作中，学校充分发挥师范优势，对口支援新疆、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等地。目前，南师大在办共建学校数量达38所，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各个学段，可提供优质学位约6万个，通过“合作办学”输出先进教育理念、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和科学管理模式。

而针对边远地区的特殊需求，“省优计划”的提议被认为是兼具可行性与针对性的创新举措。“省属高校更了解本地需求，定向培养能降低人才流失风险，也能精准匹配基层学校的学科缺口。”胡金明解释，对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这种“地方为主、政策扶持”的培养模式，比单纯依赖全国性计划更具实效。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