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发布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导原则,首次系统性地对校园人工智能应用提出全局性、分层级的引导与规范。其中明确划定红线:严禁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形成过程中,应用人工智能代替本人进行的学术训练,严禁应用人工智能实施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随着AI技术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将AI当成学习助手。AI到底是助手还是“枪手”?如何在拥抱技术创新的同时守住教育初心?这些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
AI风靡校园,“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作业了”?
“几秒钟生成简答题,5分钟产出一篇论文”,在高校期末季,AI正成为不少学生应对密集任务的“捷径”。麦可思对3000多名高校师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六成师生每天或每周多次使用生成式AI,其中近三成大学生将其主要用于写论文或作业,甚至出现拼单购买AI服务、网购“代写”套餐等投机行为。采访中,一些学生也坦言,他们会在课程作业中直接复制粘贴AI生成的内容。
AI生成的内容并非无迹可寻。检查作业时,很多老师发现,部分学生的课程报告有明显的“AI味”。
什么是“AI味”呢?西交利物浦大学应用语言学系高级副教授邹斌跟记者举例:一个平时词汇量有限的学生,突然用上了高阶学术词汇;文章结构过于“完美”,逻辑严丝合缝,却空洞无物,缺乏真实的思考痕迹;特别爱用破折号,而这恰恰是AI的“写作风格”。“穿帮”细节也时有发生。比如,AI在开头写道:“以下是你需要的引言部分……”马虎的学生竟原封不动地粘贴了上去。还有一次,一位学生把AI生成的邮件内容复制粘贴发给他,文末还带着网页格式留下的方框格线。“我一问学生,他马上承认,‘老师,我用了AI’。”
为了完成一门公共选修课的3000字论文,南京某985高校文学院学生田同学决定让AI代劳初稿。指令下达,不到一分钟,一篇结构工整、语句通顺的文章便赫然眼前。然而,当他沉下心来仔细审阅,一股强烈的“机器味”扑面而来:论点看似正确,却浮于表面,尽是些老生常谈;论据和例子要么大而化之、缺乏学术场景的针对性,要么就是教科书里人尽皆知的“经典案例”,完全无法体现个人阅读的痕迹与思考的独特性;通篇文风更是四平八稳,透着一种很怪异的标准腔调。心里没底的田鑫,将这篇“精修”过的文章私下拿给自己熟悉的一位老师请教。老师快速浏览后,一针见血地评价:“整体很空洞,是那种‘正确的面面俱到的整齐废话’,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火花。”
如今,这种对AI的依赖已从高校蔓延至中小学。“最快30秒出作文,拍照秒出解题步骤”,AI学习工具也成了不少中小学生的“作业神器”。有调查指出,中小学生利用AI辅助学习的比例也在持续攀升。
AI使用场景的低龄化,让不少家长陷入两难。南京家长王女士的孩子上初二,她发现孩子偷偷用AI写英语作文后又气又无奈:“我自己没时间辅导,可让AI代笔,孩子连基本的句型都记不住了。”而李先生则持不同态度:“现在作业难度大,AI能快速批改、讲解错题,帮家长省了不少力,关键看怎么用。”这种分歧,让不少家庭上演“禁止使用”与“偷偷操作”的拉锯战。
值得警惕的是,市场上的AI教育工具正精准迎合投机心理。部分APP以 “提分”“减负”“快速完成作业”为卖点,甚至推出“一键去AI味”“规避查重”等功能。这些功能设计,并非助力深度学习,而是为应付作业提供“捷径”,精准迎合了部分学生追求效率、逃避思考的投机心理。
高校“立规矩”,堵还是疏?
AI工具的出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给传统学术诚信规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23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1万篇学术论文因AI生成内容被撤稿。
那么问题来了:学生用AI,算不算作弊?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就曾“亮剑”:一名学生在全校公选课中直接用AI答题,被他当场判0分并上报教务处。校方支持这一决定,理由很明确:没完成教学要求。
在邹斌看来,答案不在工具本身,而在“谁在思考”。“如果学生仍是思想的主人,AI只是帮手,那就不是作弊。”
他打了个比方:老师批改作业时指出问题、建议修改,没人会说这是“代劳”;AI做同样的事,为何就要被贴上“不端”标签?关键在于,AI可以是“助理”,但不能变“枪手”。
为了应对AI工具带来的挑战,今年以来,国内多所高校纷纷“立规矩”:天津科技大学明确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生成式AI检测结果不得超过40%;华东师范大学强调,允许在作业中使用AI,但必须明确标注,且AI生成内容占比不得超过20%;复旦大学则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明确禁止在本科生毕业论文中使用AI工具生成正文或进行润色、翻译。
南京大学的探索颇具代表性。今年3月,南京大学试行《关于本科生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意见》,划定了清晰的“可用与禁用”场景,特别禁止使用AI进行“关键内容的创作替代”,例如代写论文、作业、报告,或生成研究假设、实验数据、结论总结等核心学术内容。同时,南大明确要求建立全流程内容标识与溯源机制,并厘清相关权责与监督办法。该校2025年毕业季已经实施了毕业论文“双重查重”,同时进行传统文字查重和AI生成内容检测,超标者无法进入后续环节。
“立规矩”之外,一些学校不断调整教育策略,比如,增加口头报告、闭卷考试等难以依赖AI的考核形式,也有不少高校寻求与科技公司合作,引入第三方AIGC检测工具。
目前市面上的一些AI检测工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腾讯朱雀安全实验室的相关技术人员在分析中指出,AI生成内容与人写的内容存在一些明显区别。比如,AI表现出一种“过度规整”的痕迹。人类的写作会有灵活的长短句变化,而AI在前后行之间几乎都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强烈对照”;同时AI会高频使用某些严谨但刻板的书面表达。这些技术痕迹,恰好印证了老师们提到的“空洞感”和“机械感”。
但技术并非万能。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市面上的AI内容检测工具还未成熟,可能会出现误判或者漏判的例子。这种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高校在推行强制性的、与学位挂钩的检测政策时尤为审慎,担心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也导致了部分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落地实施。
有些老师已经开始行动。在某985高校教授文学课程的刘老师摸索出一套“反向验证法”:将学生作业的核心论点输入AI,若生成内容在框架、案例、措辞上高度吻合,便大概率存在AI代笔。
而邹斌的应对方式更注重“疏堵结合”。他在布置一些电子作业时,会要求学生清晰标注AI的使用情况,比如语法校对、词汇优化、结构调整等。有的课程会要求学生提交三份材料:原始草稿、AI生成版本,以及自己修改后的终稿。一些课程上,他还会让学生记录与AI的至少10轮对话,包括每次输入的指令和AI的反馈。“这个过程是在训练学生学会提问、发出准确指令,其实就是教学生如何更好地使用AI。”邹斌解释。
AI赋能教育,在“禁用”与“善用”间找答案
邹斌认为,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AI本身,而是学生对它的过度依赖。不少学生在交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难以满足职场的需求。“未来职场不会因为你‘会用AI’就录用你,”他强调,“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想法’,并且懂得如何借助AI将这些想法放大。”
这一观点得到教育界普遍认同。AI带来的思维弱化、扼杀创造力等问题,让教育者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如何让AI成为助力而非阻力,成为各方探索的核心议题。
在高校,相关的教学改革正在推进。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通识课中融入伦理教育,强调学生应在教师指导和规范下使用AI,并记录使用过程。许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的重心应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生运用包括AI在内的工具进行信息搜集、辨析、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中小学则面临更大挑战。过去两年多,邹斌曾在20多所高校分享AI教学经验,“高校教师还好,科研氛围浓,大家有意愿研究探索新技术。但很多中小学老师连手机都不让带进教室,怎么教AI?”目前,中小学阶段的AI教育仍面临师资、设备和培训的多重短板,亟待进一步加强。
无论如何,AI“无孔不入”地介入各个领域,已经是一个很难逆转的潮流,“禁用”可能已经不太现实。基于此,很多学校正在进行一些探索和改变。12月10日,在南京,由力学小学教育集团编制的国内首部儿童原创版《小学生AI使用伦理手册》正式发布,该手册也将作为学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的专用教材使用。该校负责人表示,帮儿童系好接触AI的“第一粒纽扣”,有助于为儿童夯实伦理根基、防范技术依赖。
当然,家长自身的引导也不可或缺。一些老师建议,家长应主动了解AI技术,与孩子约定使用边界,比如禁止用AI完成创意类、基础训练类作业,允许用于资料搜集、错题分析等辅助场景。与其一味禁止,不如引导孩子学会合理利用技术。家庭与学校的协同引导,才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AI使用观。
在邹斌看来,AI这个“助手”目前还远未达到资深教师的水平。比如,AI给出的反馈往往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和深度。针对学生的个体语言习惯、常见错误类型或学习阶段,AI也很难提供个性化指导。此外,当前的大模型尚无法直接处理音频,在口语教学中的反馈有限。他认为,要让AI真正成为有效的教学助手,不仅学生需要训练如何下达精准指令,AI也需要进一步“学习”,通过融入教师的实际反馈样本、修改模式和教学策略,进行二次开发和优化。
AI时代的教育,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而AI再强大,也无法替代人类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情感温度。一言以蔽之,未来的教育不是人与AI的竞争,而是借助AI实现人的认知升维,这也是教育转向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我们需要的,是寻找一条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并行不悖的道路。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频萍 顾敏 陈立民 实习生 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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