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学子入学南京国子监、江苏籍使臣出使琉球……南图馆藏古籍见证中琉五百年情谊

近日，“中山别有皇华颂——南京图书馆藏琉球相关古籍文献选展”在南京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梳理并展出了南图收藏的30多部琉球相关古籍，从明朝洪武年间琉球学子远渡重洋，踏入南京国子监求学，到一批江苏使臣笔下的琉球风物志，再到有识之士对日本野心的预警……这些泛黄的纸页，不仅记录了朝贡的礼仪、使节的行程、贸易的清单，更铭刻着文化的交融、士人的忧思，以及中国与琉球国之间延续五百年超越山海的情谊。

南京国子监里的山海情缘

在南京成贤街的寻常巷陌深处，曾回响着一段跨越山海的特殊书声——这里是明代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旧址。据明人黄佐所著《南雍志》记载，自明洪武年间起，琉球国王世子及陪臣子弟便远渡重洋，在此求学。

“书中关于琉球的记载有40多处，其中大多数是明朝皇帝和政府颁赐给这些留学生钞锭银钱、衣衾鞋袜、布帛绢丝的记录。朝廷将他们与四川、云南等地的官生一视同仁，甚至更为优厚。”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李猛元向记者介绍道，这种“优厚”，体现在细节之中。“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本《南雍志》里有一则有趣的记载：冬天生火取暖，北京国子监每个监生每日配给木柴两斤，而南京国子监本无此例。但对于琉球留学生，朝廷特批每日供应五斤木头与两斤炭。”李猛元指出，这看似细微的物资调配，背后正是明朝对琉球“怀柔远人”的外交理念，以及两国间稳固可靠的宗藩关系。

明朝对琉球留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关照首批入学琉球生的起居，备齐四季衣物并发放生活费；明成祖朱棣亦明确表示：“远方之人慕义而来，当使衣食充足，方能专心向学。”永乐年间，朝廷还曾特旨为前来就读的琉球王子在国子监前修建专门的“书房”，规格远超普通号舍。其余琉球学子则集中居住于监内专设的“光哲堂”，环境清幽，不与他国学子混居。李猛元指出，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生活上的优待，更彰显了明朝将琉球置于宗藩体系内予以特殊尊重的政治与文化姿态。

在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沁兰看来，从朱元璋“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的诏谕可知，明初允许琉球派遣官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主要目的在于发展与已纳入东亚宗藩体系的琉球之间的友好关系，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用夏变夷”的文化外交思想。据统计，明代从洪武至万历年间，先后有十七批共五十四名琉球学子在南京国子监求学。其中嘉靖五年（1526）和十七年（1538）两批共八人，在太学中深造长达七年之久。相较于同期与明朝关系时有起伏的日本、高丽等国，琉球因其恪守藩礼、恭顺友好，获得了更为持续和稳定的教育优待。

这份跨越海洋的“监生情谊”并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断。清代延续接收琉球官生，且制度更为完备。《纪琉球入太学始末》一文，翔实记录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琉球国王尚贞请循明制、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这一标志性事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士禛稽考文献，确认旧例后奏准其请。清代不仅为琉球官生设立了专门学馆，还配备了专属教习，将这一培养藩国人才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江苏人推动中琉交往深化

从明至清，中国与琉球的交往不断深化，一批江苏籍人士始终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他们的学术著作、外交实践与文化传播，不仅记录了中琉关系的进程，更在海洋研究、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留下了深远影响。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郑开阳杂著》，系明代昆山学者郑若曾所著，书中专设《琉球图说》一卷，系统梳理了中国与琉球早期交往史，涵盖琉球世系、山川里程、风俗物产及航海针路等内容。其研究标志着中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学者目光从内陆延伸至海洋，开创了系统性研究琉球的先河。

另一位使臣徐葆光是苏州人，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出使琉球，逗留八月间撰成《中山传信录》。该书全面记述了中琉海路交通、册封礼仪、琉球世系、政制风俗与语言文字，并附有首幅基于科学测绘的琉球地图，由随行测量官运用西洋技术绘制而成。该书刊行后影响广泛，屡经翻刻，并东传日本、西渐欧洲，成为国际了解琉球的重要参考。在《中山传信录》卷一所载的《针路图》中，徐葆光详细记载了从福州出发东行，途经台湾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驶向琉球姑米山，再从姑米山、马齿山穿过，抵达琉球那霸港的航程。

中琉交流亦逐渐由官方延伸至民间，常熟名医曹存心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道光年间，琉球御医吕凤仪两度来华，向曹存心请业问难，形成《琉球百问》，记载师徒间百余则医学问答，成为中医海外传播的珍贵记录。清中期以后，药材贸易在中琉往来中地位日益显著，进一步促进了中医在琉球的传播。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郝翠琴认为，曹存心与吕凤仪这种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解决实际医学问题为导向的知识传递，超越了官方礼仪的框架，体现了文化交往的深度。

中国有识之士跨越三百年的琉球警醒录

日本对琉球的领土野心，从明至清始终如暗潮涌动，从未停息。在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屡屡洞察其谋、执笔疾呼，留下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记录与抗争，其轨迹跨越了三百年时空。

早在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时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便在一份题为《琉球入贡揭》的公文奏报中，发出了对日本野心的明确预警。这份文件是叶向高为催促皇帝及时处理福建地方关于发遣琉球使团的奏请而写。

“‘揭’是明代内阁大臣向皇帝呈递的专有文书形式。从这份文件看，叶向高当时已敏锐指出，日本‘欲假此为窥伺中国之谋，心甚叵测’。”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赵彦梅向记者介绍道，叶向高的判断基于对两个关键迹象的观察，他发现琉球派遣来的朝贡使团中，“半系倭人”，即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日本人。所携带的贡品“亦系倭物”，很多是日本出产的货物。“可惜，在万历朝‘百事迟延，奏请不报’的大背景下，这份重要预警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赵彦梅说。

历史的演进印证了先贤的忧虑。1879年，日本悍然“废琉置县”，正式吞并琉球。这一事件激起了清末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强烈义愤。

在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九年（1883）王韬香港铅印本《弢园文录外编》中，王韬收录了《琉球朝贡考》《琉球向归日本辨》《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琉事不足辨》等一系列时论文章，对日本吞并行为进行了系统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