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精神，进一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引领性，提高在全球经济学界的学术话语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2025年12月13-14日，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发起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

本次会议吸引了北京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管理世界杂志社、湖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与杂志社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并围绕宏观经济学前沿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慧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宏观经济学是观察经济运行、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工具，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她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启动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自主的宏观经济学知识体系意义重大。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的成立恰逢其时，是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将为构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动力。她表示，浙江大学将依托浙江在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实践优势，推动宏观研究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切实履行联盟落户浙大的责任。

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原副校长黄先海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雄厚的历史机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中国智慧的时代使命。他期待联盟能够凝聚全国力量，推动重大理论突破，助力我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苗建军在发言中系统阐述了联盟的成立背景与使命。他指出，面对宏观经济学研究力量分散等挑战，联盟的成立旨在凝聚国内学界力量，构建扎根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这需在理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制度特征与发展阶段，提出原创概念，通过严谨的数理方法建构原创理论，讲述中国故事。未来，联盟将着力搭建协作平台，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学在研究队伍、理论成果与国际话语权方面实现全面提升。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苗建军和浙江大学原副校长黄先海作为揭牌嘉宾，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慧、浙江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李永友、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擎、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伟同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进入协同创新、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

12月13日上午开幕式及主旨演讲第一单元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中主持。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擎发表了题为“金融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中国金融学”的主旨演讲。他系统性地论述了加快构建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他指出，西方主流金融理论根植于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制度基础与发展目标，难以解释和指导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道路，构建金融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他还强调，构建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蕴含“八个坚持”，尤其强调了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党的领导确保了金融发展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并最终为人民服务，提升人民福祉。最后，他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阐述中国独有金融发展之路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普适性的金融学理体系。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伟同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的主旨演讲。他提出，中国财政学必须解释中国财政实践，具体包含财政改革实践的自身逻辑、财政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事实与内在逻辑以及国家治理工具的财政逻辑;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是中国经济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他强调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性，应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适当增强中央事权，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他进一步探讨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地方自主财力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客观事实，揭示了制度外地方自主财力的本质，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地方自主财力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政策方向。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浙江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李永友发表了题为“新阶段财政治理的战略转型”的主旨演讲。他深刻阐述了财政治理作为一门平衡的艺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财政治理能力体现为财政平衡各种关系的水平，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财政最重要的关系是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上级和下级。他系统性地分析了我国财政制度的改革逻辑和创新特征：改革呈现中央主导的鲜明逻辑，在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事权划分、收入分配等方面均表现出权力与资源向中央集中的倾向;财政制度创新则体现出“在摸索中不断规范”、“通过打补丁方式完善”、“法制化不断提高”的渐进式特征。基于新时代我国财税现实，他指出财政治理亟需在“解决权责对等问题”、“适应人口老龄化与数智时代”、“以人为根本”等方面战略转型。

12月13日上午主旨演讲第二单元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希伟主持。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宋敏发表了题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与中国实践”的主旨演讲。他系统性地梳理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脉络，从政府主导、计划化、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到市场至上、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再到关注制度基础、强调产权性质的新制度经济学，最后到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地，他深入分析了这四大理论流派的核心机制以及中国实践的检验：计划经济时期的结构主义忽视市场而无法持续发展，改革开放时的新自由主义拒绝激进形式并强调了市场机制与自由化，随后的产权与制度变迁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今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则得到了实践验证。最后他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指出其现有的局限性和面临的新挑战，认为未来发展经济学理论会向“制度内生”的方向演进。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分享了题为“FOMC Meetings and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Fundamental Shocks or Triggers for Investor  Action?”的学术论文。他系统性地介绍了关于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如何影响中国股市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表明，从会议前8天到后4天，中国A股市场平均会下跌超过1%，随后在会议后5至12天出现明显反弹，呈现“V型”走势。他认为，驱动A股下跌的关键因素并非美联储加息或降息的利率决策，而是围绕会议产生的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他将这一发现与公司治理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治理良好的公司更能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股价下跌幅度更小。最后他指出这一研究为理解中国股市受外部政策冲击的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凸显了上市公司治理改革、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分享了题为“A Reference-Dependent Fiscal Theory of  Self-Fulfilling Price  Levels”的学术论文。他的这一研究主要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中的核心作用。他们指出传统新凯恩斯理论认为央行通过设定利率决定价格水平，财政需被动调整以配合，然而现实中财政政策可能扮演更主导的角色。他介绍了“财政价格水平理论”(FTPL)的核心等式：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等于未来财政盈余的贴现值。他指出，FTPL在解释战争等极端通胀时期很成功，但和平时期，财政盈余与通胀的相关性很弱。他详细介绍了他们设定的模型及其关键的行为假设，即家庭具有“参照点依赖”偏好，并指出这一改变能催生出一种均衡：即使财政盈余基本面恒定，也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通胀恐慌。他最后提出，设计与通胀不确定性挂钩的财政承诺，可以消除这种非良性的自我实现均衡。

12月13日下午主旨演讲第三单元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杨高举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三希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的主旨演讲。他系统阐述了中国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独特路径与核心优势，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六大特征事实：持续领先的高质量增速、卓越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技术创新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平台经济日益均衡的市场结构。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使数字经济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加速器，更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他进一步总结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功源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协同。政府的制度供给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战略起点和资源保障，市场则凭借超大规模的用户优势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提供了模式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微观基础，二者协同形成的“战略设定、资源配置再到机制反馈的动态互动机制”是发展的关键。该演讲为理解中国数字经济的辉煌成就与未来方向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作了题为“我国宏观金融研究若干重要问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政府参与并主导信用体系、银行是主要融资渠道的金融架构，这一模式有力支撑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也面临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双重挑战。基于此，当前需重点关注三大关键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平衡，尤其是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的配合及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的分工;二是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关乎金融稳定与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支付体系与信用体系的互动;三是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的发展下，企业运营轻资产化与社会融资去中介化趋势正深刻重塑金融生态与风险格局。他强调，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独特性与活力，相关研究应致力于构建更高效、稳定且适应数字时代的金融框架，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李俊青分享了题为“扎根中国大地、建构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理性’、‘鲜活’、‘有温度’”的主旨演讲。他提出，建构中国宏观经济学应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融入历史现实的厚度与社会伦理的温度。“理性”的宏观经济学是一个逻辑自洽的演绎与经验系统，不应仅停留于数学工具的运用，更需平衡公理化体系与思想性，回归经济学发现真理的本质。构建“鲜活”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即结合中国具体现实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回到历史与回到约束来理解中西方差异，避免理论的空洞与盲目。此外，他强调宏观经济学是“有温度”的社会科学，应超越价格系统的局限，关注道德、信任与良知，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学者们应该直面东西方文化差异，致力于构建既具科学性又富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一兵发表了题为“外资质量提升与消费升级”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利用外资已进入以质量为核心的新阶段。外资质量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并且在营商环境较优、消费风气较好、银行竞争较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相对供给质量与降低相对供给价格这两大供给侧渠道实现。但外资质量提升的技能偏向型进步会放大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差距，进而放大收入与消费差距。基于此，引资策略应加快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推动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吸引高质量外资;在开放过程中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引导外资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推动“投资于人”，实现高水平开放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作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特色识别与理论构建：嵌入制度网络与生产网络的产业结构调整驱动经济增长视角”的主旨演讲。他提出，西方经典增长理论聚焦于总量层面的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市场单一驱动生产网络”的框架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求增长”的实践特征。基于对中国多轮五年规划等重要政策文本的分析，他提炼出制度网络引导生产网络、产业政策精准赋能网络节点、城乡二元网络转型融合、制度调控与网络韧性构建、开放条件下网络自主升级五个典型事实。这些事实共同揭示了“制度网络引导生产网络、双网络协同驱动增长”的中国特色路径。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嵌入双网络的动态递归理论”，强调了制度与生产网络的内生互动以及“结构跃迁”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该理论为构建兼具本土适应性与理论普适性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12月13日下午主旨演讲第四单元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燕建主持。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林建浩分享了题为“中国预期管理的挑战与创新”的主旨演讲。他指出，预期转弱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核心，不仅会抑制有效需求、削弱政策效果，还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他分析了中国央行沟通的三大特殊性——沟通主体多样性、以解释性信息为主、模糊性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预期管理的创新方向：一是统筹短期调控与长期改革预期，以目标引领稳定市场信心;二是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的预期管理，形成稳定一致的权威信号;三是运用新技术和新渠道，提升对预期波动的监测、预测、引导能力;四是将目标引领与预期管理有机结合，稳定市场预期;五是实施差异化管理，提高沟通效率;六是重视信息扩散的多维渠道，重视信息传播规律与市场分歧。面对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的长期挑战，构建一个科学、协同、适应数字时代的预期管理体系，对于提振社会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发表了题为“财政政策的实际力度”的主旨演讲。他指出，1998年以来(除2005-2007年外)，中国财政政策的总体基调保持“积极”，但实际支出强度明显减弱。原因在于当前财政面临三重收缩压力：一是税收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下降;二是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萎缩;三是城投平台融资净减少，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基于此，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需做出以下调整：幅度需要加力，赤字率应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并再增加2万亿元的债务置换额度;结构需要转型，优化央地债务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式需要转变，增加一般预算赤字，向“投资于人”转型。只有推动财政政策从“名义积极”转向“实质有力”，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作了题为“全球供应链风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旨演讲。她指出，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增加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频次与投资金额。该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两大机制实现：一是加剧企业内部融资约束，二是降低东道国潜在生产效率向实际产出的转化能力，削弱其区位吸引力。研究进一步揭示供应链风险的负面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出口平台型投资的抑制效应高于生产研发型投资;对专利密集型和高契约密集度的行业冲击更大;而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能有效缓解风险冲击。此外，风险冲击具有显著的产业链溢出效应。基于此，为应对来自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冲击，应构建全产业链风险动态监测与保险体系，建立差异化全球供应链风险支持与对冲机制，深化高标准区域经贸合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韧性与竞争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伏霖分享了题为“企业文化研究的中国实践与思考”的主旨演讲。他首先梳理了企业文化的多元定义，指出其可被视为一种规范、一种非正式制度或一种管理工具，能够通过弥补合同的不完备性、促进团队协调、吸引人力资本和塑造品牌形象等机制影响企业经营。进一步系统评估了访谈问卷、使用各类代理变量、文本分析及实验等企业文化测度方法的优劣，并总结了企业文化在影响企业价值、行为方式、风险承担、人力资本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中国企业文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并在领导者风格、叙事传播、技术冲击、行业变革的共同塑造下不断演进。他强调，未来研究应聚焦中国情境，深入探索企业文化的新维度及其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及社会责任履行中的具体机制，从鲜活案例中提炼一般性理论。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刘晓蕾发表了题为“大国博弈中的在华国际资本行为：美国与非美国资本的非对称表现”的主旨演讲。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出口关税后，A股市场的国际资本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反应：相较于非美国基金为规避风险倾向于减持高关税敞口企业，美国基金的持仓调整并不明显且投资收益更高。这种非对称行为源于基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差异化认知——具备较高中国市场研究能力与专业投资经验的基金风险规避倾向更弱;与美国政治文化联系较弱、文化差异较大的基金，对关税冲击的规避反应则更为强烈。这一发现对维护中国金融稳定与深化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吸引“耐心资本”的关键不仅在于市场准入，更在于通过构建透明高效的信息披露与政策沟通体系，打造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专业化服务生态，提升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认知与信心，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非理性避险。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汪冬华作了题为“基金券商合谋、首发募集与基金风险”的主旨演讲。他发现，2020年后的被动型基金中出现了基金公司和券商之间证券交易佣金置换首发募集规模的合谋行为，并衍生出高换手基金和小规模基金担任利益输出方的“基金家族利益输送”新形式。合谋通过扭曲基金经理的交易行为和投资者的申购赎回行为两种机制增大基金风险，影响基金运作，损害市场效率与投资者利益。此外，首发募集较多的新基金具有明星效应，能够为同家族老基金带来资金流入。为此，应加强对被动型基金、高换手率及小规模基金的针对性监管，优化新基金审批以挖掘真实市场需求，并推动券商从卖方销售向买方投顾转型，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12月13日晚，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苗建军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章程》，推举苗建军为研究联盟理事长，确定下一届联盟论坛于2026年10月由武汉大学主办。，商讨了联盟未来发展方向与合作机制。

12月14日上午主旨演讲第五单元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川川主持。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龚六堂发表了题为《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基于自动化的替代弹性研究》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主流经济学沿用传统要素替代框架分析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影响，难以解释其在中国情境下呈现的结构性与非线性特征。龚六堂强调，应立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和人工智能应用大国的实践，以中国场景和数据推动理论创新。通过构建包含自动化内生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12—202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他发现自动化已成为推动资本替代劳动的主导力量，其“自动化效应”显著高于传统替代效应，且技术红利高度集中于头部企业。龚六堂进一步指出，自动化在宏观层面强化了资本—劳动替代趋势，若政策应对不足，可能加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风险。他呼吁构建与我国智能化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宏观分析与治理框架，为“人工智能+”行动和智能时代的宏观治理提供中国理论支撑。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莉亚教授分享了题为“中国金融问题研究的国际传播”的主旨报告。她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实践日益成为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重要研究对象，但相关研究亟需从“作为研究对象”迈向“作为理论贡献”的范式跃升。刘莉亚系统梳理了国际学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结构与资源配置、科技金融支持模式等方面的争议，批评主流理论过度依赖“政府失灵”与静态效率框架，难以解释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她以科技金融、政策试点和国企—民企信贷配置等问题为例，强调应将看似偏离经典理论的制度安排理解为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创新，而非简单的效率扭曲。报告呼吁立足中国制度背景和金融实践，构建具有原创概念和解释力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对话中不断修正、丰富和提升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为全球金融研究与治理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与思想资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发表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专题报告。他指出，自主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与发展阶段，突破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陈钊提出，应从三方面推进：一是基于中国实践重新界定和度量宏观核心概念，更真实地反映消费率、失业率等关键指标;二是系统剖析中国宏观运行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辨析地区经济增长分化背后的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三是进一步提炼具有解释力和政策指导意义的经济原理与分析范式。他强调，简单套用西方宏观模型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和区域差异。陈钊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快构建扎根本土制度情境、能够系统讲好“中国故事”的宏观分析框架，推动形成既契合中国治理实践、又能对一般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的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国营分享了题为“住房资产冲击与家庭消费”的主旨报告。他立足全球房地产周期与宏观波动的长期经验，指出主流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研究过度强调抵押品渠道与住房净值提取机制，难以解释中国房地产下行背景下家庭消费调整的真实逻辑，住房资产缩水主要通过预期修正而非信贷扩张受限影响家庭消费，表现为谨慎性储蓄上升与主动去杠杆行为。他进一步分析，中国家庭在消费总量收缩的同时呈现显著的“消费降级”特征，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受到更大冲击，反映出住房资产调整对生活质量的深层影响。他强调，中国住房金融制度与资产变现约束塑造了不同于英美经济体的“低边际消费倾向”机制，这一发现不仅修正了既有财富效应理论，也为理解新兴经济体在房地产调整期的宏观传导路径与政策取向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与理论启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冯根福作了题为“建构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表示，联盟的成立对于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现实问题、培养中青年学者和提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把握两方面：一是处理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既要解释历史经济现象，也要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工具，实现知行合一;二是处理好标识性概念与体系化的关系，提炼如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富裕等概念，并将其体系化，形成完整理论框架，未来方能与国际学术接轨。冯根福强调，总结发展经验应兼顾成功案例与历史教训，特别关注政府有为与政府失灵问题，避免政策失误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他呼吁，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紧密结合实践，使理论与政策相辅相成，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发表了题为“结构与增长：宏观经济学的难题与机遇”的主旨报告。他指出，传统宏观经济学过度聚焦总量波动，忽视结构性问题，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区域分化、产能过剩和资源配置扭曲等现象。他强调，应构建契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宏观分析框架，重点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三个维度系统刻画经济运行逻辑。通过数据分析，他揭示了中国经济中“制造业通缩”与“服务业通胀”并存的产业结构矛盾，以及城市化水平偏低、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与错配的问题。基于此，陆铭提出宏观政策应从单纯的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改革，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在集聚中实现效率提升与协调发展。他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应扎根结构转型实践，构建具有国际解释力的自主分析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倪红福分享了题为“区域产业链风险敞口、企业稳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专题演讲。他指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国内区域间产业链分工所蕴含的潜在脆弱性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对系统性风险的低估。据此，倪红福介绍了其团队构建的内嵌中国区域分工特征的产业链风险敞口测度框架，系统刻画了省级层面的国内与国际风险暴露，发现2002—2017年间各省产业链国内风险敞口普遍上升且显著高于国际敞口，高技术制造业风险尤为突出。进一步以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为识别契机，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链风险敞口，尤其是国际敞口，会显著放大企业营收波动，并通过微观传导机制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此，他提出应建立常态化的产业链风险监测与评估体系，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并在国际分工中推动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以提升经济体系整体韧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朝阳发表了题为“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难点及政策方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主流消费理论往往将消费不振简单归因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忽视了收入分配结构、再分配机制和供给约束等制度性因素，难以解释中国消费的结构性特征。徐朝阳强调，应立足中国制度背景与微观数据重新审视消费问题。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初次分配格局有待优化，同时再分配能力不足，制约了消费能力提升。他进一步指出，扩大消费还面临购房支出长期挤压和服务业供给受限两大现实约束，尤其是不合理的准入限制抑制了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基于此，他建议应避免单纯依赖财政补贴刺激需求，而应构建契合中国发展阶段的消费分析框架，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强化再分配功能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从供需两端协同推进消费扩容，为全球内需驱动型增长提供中国经验。

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薛涧坡发表了“十五五规划与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通过长期战略规划实现经济赶超与结构转型的实践，也难以应对“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他强调，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基于发展规划演变逻辑与治理实践。他回顾了“一五“至”十四五”规划历程，指出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根本制度背景。通过国内外顶级期刊数据分析，他发现中国学者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力仍相对滞后，研究议题与国家战略需求衔接尚有提升空间。他呼吁经济学界以中国实践重构研究议程、以数据支撑理论创新、以治理智慧丰富宏观叙事，并建议聚焦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构建自主宏观经济学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余明桂发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算力与AI创新：来自公共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立的证据”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传统创新理论多关注数据、人才和资本，却忽视人工智能时代战略性算力基础设施在缓解中小企业创新约束、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余明桂基于全国公共智算中心建设与企业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共算力显著提升中小企业AI专利申请数量，平均促进效应约1.9%，主要通过降低算力成本、增加研发投入和高技能人才雇佣实现。与商业算力相比，公共算力在成本优势和普惠性上更突出，尤其在算力规模大的地区及民营、小规模企业中作用显著。他呼吁构建植根于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实践的技术创新理论，总结公共算力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中小企业创新瓶颈、推动包容性技术革命提供政策和理论参考。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群姿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国债市场实时预测”的主旨演讲。她指出，传统国债定价理论依赖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因子，难以应对大数据时代高维、非线性、由市场叙事与情绪驱动的现实，也无法实现有效实时预测。张群姿强调，中国学者应“以中国问题意识整合全球数据、以中国算法创新解析市场叙事、以中国实践智慧重构预测范式”。她介绍团队利用文本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从新闻和社交媒体构建“债券恐慌指数”，提取《华尔街日报》罕见灾难担忧因子，并从国际原油价格趋势提炼预测信号，有效提升国债市场超额回报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她呼吁构建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金融理论、植根中国金融市场复杂性的新型预测分析框架，以服务国家金融安全和宏观决策，并为全球金融计量学与资产定价理论贡献“中国智慧”。

最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苗建军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分享，他指出，本次会议涵盖金融、财政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房地产、消费、结构性增长、区块链、产业链及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这正是宏观经济学联盟包容特色的体现——凡围绕中国经济的探讨皆属宏观范畴，未来会议将继续保持开放，鼓励多元议题。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正式启航，是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凝聚学术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展望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联盟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搭建高水平协作平台，推动深度合作，努力产出一批扎根中国大地、体现时代特征、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为提升我国在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作出坚实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