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席卷全球的大战，离我们整整80年了。

世界兜兜转转，似乎又来到剑拔弩张、疑心四起的时代。

有人拔刀相向，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有人欺行霸市，恨不得占尽天下便宜。

有人蠢蠢欲动，试图将昔日承诺抛诸脑后。

在此岁末之际，我们来一次盘点，用五组关键词，看清世界的底牌。

战争与和平

1945年8月15日清晨，中美混合空军联队的飞行员金逸群驾驶着B-25轰炸机从武汉起飞，他奉命去炸毁日军控制的黄河大桥。出发前，金逸群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然而，飞行途中，无线电耳机里传来了一条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你们安全返航。”

这一天，日本投降的消息迅速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遍了全世界。然而，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使用的是“终战”这一词，只字未提“战败”与“投降”。

这一天，人们意识到：这场旷日持久、波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被卷入的人类浩劫，终于结束了。对人类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被重新抛到面前：我们要怎样才能避免下一次世界大战？

在1945年10月24日，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联合国，诞生了。

1945年3月5日，中、美、苏、英作为发起国，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邀请，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商讨建立一个战后国际组织。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磋商，6月26日，50个与会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承载着人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希望的联合国正式成立。

尽管随着冷战爆发，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苏的对立和竞争之下频频陷入决策僵局，但联合国仍然向世界展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1948年5月，联合国成立停战监督组织，负责监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执行停战协定；1956年，为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联合国首次部署武装维和部队，成功止战；在冷战时期，它推动超过80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80年来，联合国在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持续进行粮食、教育、医疗等发展援助……

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列举下去。这些看似宏大的任务，落到具体国家身上，往往是一次次生死攸关的协助。

然而，快进到今天，联合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

当初用来维护大国协调和强化大国责任的否决权机制，现在却被一些国家频频滥用；与此同时，联合国的财政体系高度依赖大国，个别大国稍有不满便以“停缴”要挟，联合国的组织运作被严重掣肘……

各种制度性问题，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深层次矛盾：冷战结束已久，全球正走向多极化，西方发达国家不能再垄断全球话语权了。

联合国的确不完美，但它拥有193个成员国，依然是全球享有最高合法性的多边平台；在各国面临气候变化、债务危机、大流行病前，它是唯一能协调全球行动的顶级机构；在苏丹、叙利亚和加沙等战火从未真正停歇的地方，它还在救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分歧常常大于共识的时代，它至少还能让大家坐下来、把话讲清楚。

一个和平的世界，不会自己诞生。它需要制度去守护，也需要有人去坚持。

而联合国，是至今为止，人类最接近那个“坚持”的机构。

分裂与统一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台北公会堂（现中山堂）庄严肃穆。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正在这里举行。日方代表躬身接过中方主官发出的受领证并签署完毕后，呈递了降书。经审阅无误，日方退席，典礼完毕。中方主官陈仪即席发表广播讲话：“从今天起， 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整个受降仪式前后不过5分钟，终结的是压在中华民族心中长达50年的阴霾。10月25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然而，近年来，一种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荒谬论调又被再次炒作起来。 这种违反历史事实、违背国际法，企图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妄论，正是当前围绕台湾问题种种错误言论的根源。

1895年，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因此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接连挫败轴心国，他们开始部署对日战略，并安排战后世界秩序。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开罗会晤，商议相关问题。一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 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投降并遵守《开罗宣言》的安排。

9月2日，日本正式签下投降书， 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这三者构成了完整的法理链条，成为二战后关于台湾归属问题最关键的国际政治锚点。

在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和程序被确认后，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台湾，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共识。

然而，这一清晰无比的法理脉络，却有部分外部势力试图“插手”歪曲。

归根结底，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历史一次次证明：每当有外部势力介入，台湾岛内就会有部分势力随之作妖，台海局势就会被人为拉扯成紧张和分裂的状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外部势力如何操弄、如何挑拨，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与共同命运从未改变。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2025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表决，根据宪法，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以国家法律形式和国家名义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展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强化两岸同胞共同民族历史记忆。

信仰与守护

今年的九三阅兵上，有这样一支受阅部队。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系着蓝色丝巾，徽章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清晰可见。

他们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官兵代表，人们称他们是中国蓝盔。

中国既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里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在联合国8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由谨慎旁观到积极引领的演变。

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世界和平为念。这是遭受百年外敌入侵与战乱的中国人对和平之珍贵最深刻的理解。

2025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周年，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有17名中国官兵和8名中国警察先后为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持续的巨大投入、惨痛的生命代价，为什么中国还要坚定地参与维和？

答案是最简单的两个字——责任。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提到，维和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会员国间日益加剧的不团结”。这导致维和行动的失能。

加沙战事重燃后，安理会多份停火决议都没能通过。另一个定时炸弹就是财政问题，根据《宪章》第十七条规定，成员国应按照分摊比例向维持和平行动捐款。

分摊比例经由复杂的公式算出，三年调整一次。原则是越发达的国家承担越多，且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

然而，联合国面临27亿美元的维和预算缺口。这是由于部分预算摊款大国不仅常年拖欠摊款，还不断减少维和开支。

政治和财政双重压力之下，联合国维和正面临层层困境，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正持续加大对维和的支持和参与，承担更多责任，回应全球期待。

2015年9月，我国宣布了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六项承诺。并于次年设立了规模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同一时期，我们在联合国维和预算分摊比例中正式超过日本，升为全球第二并延续至今。

和平不应该停留在枪声的间隙，更应该扎根于发展的土壤。联合国成立80周年，维和改革的呼声一直高涨。中国积极响应，支持维和行动的改革和转型。因为我们知道，要达成一个和平的世界不能没有维和。而一个有效的维和机制，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为了世界持久和平，中国从不缺席。

同盟与离心

1946年1月，二战结束的数月后，美国纪实摄影师约翰·瓦尚来到了华沙，参加联合国的战后救济工作。

他在信件中如此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确实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大城市……战前有超过100万人口……现在，这里有90％的街区被彻彻底底地摧毁了……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大片没有屋顶或者没有墙壁的未倒塌房屋，人们就蜷缩在里面……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造成如此破坏……

这是战后的华沙，但也不仅是华沙。

重建欧洲迫在眉睫。

此时，参战较晚、国力强盛的美国提出了一项“欧洲复兴计划”，也被称作“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向欧洲16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协助重建，预算总规模约130亿美元。这笔钱在今天，相当于1700多亿美元。

然而这笔巨款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根本动机并不是人道主义。它真正的指向，是通过真金白银，将欧洲的经济复苏深深嵌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之中，阻断苏联和共产主义向欧洲的扩张。

而在这之前，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已经公开将世界划分为自由与极权两大阵营，从政治定调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现在，继政治和经济领域捆绑之后，美国和西欧距离形成一个全面对抗苏联的紧密共同体，只差最后一步——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同盟机制。

而这一步，就叫北约。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等12国代表齐聚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北约正式诞生。

北约的核心是“集体防御、共担风险”。这个理念载于《公约》第五条，大意是如果有人攻击其中一国，就等于攻击全体，其他国家必须出手支援，包括动用武力。

北约成立初期，苏联曾试探性要求加入，但被美、英、法等国断然拒绝。苏联转而联合东欧七国，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自此，整个欧洲被一分为二。然而，即便在成立之初，北约内部就不是铁板一块。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是钱。

与联合国集中收钱再分配的模式不同，北约没有“会费式”的军费制度，各成员国需要自己掏钱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只在北约框架下进行联合部署和演习。

二战后，美国国力强盛，又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天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军事支出，军费开支长期占北约各国军费总和的七成以上。美国国内对盟国“搭便车”的抱怨从此时已经开始出现。

而另一边，欧洲盟国们则不满美国靠着“钞能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几乎完全主导了北约。

双方分歧不断加深，并在上世纪60年代迎来爆发。

整个冷战中后期，美欧关系若即若离，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住了表面上的团结。因为大家头上毕竟顶着共同的威胁：苏联。

但当冷战结束、共同敌人不再，北约才将面对它真正的身份危机：一个没有苏联的世界，北约如何存在？

1991年11月，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第12次北约首脑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推出了《联盟战略新概念》，旨在为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存续重建合法性。会议上启动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邀请中东欧国家、前苏联加盟国加入对话机制。

而这，就是北约漫长“东扩”的起点。从90年代末至今，北约持续扩张，从冷战时的16个成员国，逐步扩大到如今的32国。

对于部分中东欧国家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历史创伤，使他们无比渴望安全保障。

而对北约来说，扩张的目的，则在于巩固一个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通过提供军事保障，进一步输出美西方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然而，北约在完成1997年和2002年两轮东扩后，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列为第三轮东扩对象时，彻底触碰到了俄罗斯最敏感的战略底线。

以安全之名出发，却最终抵达了战争。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长期把北约视作确立自身主导秩序的工具。

哪怕共同敌人消失，美国总能为北约找到“新敌人”，来维系欧洲对其安全上的依赖。实际上，长期地被工具化，早已使得北约逐渐离心离德。

近几个月,在美国推动俄乌和谈时，欧洲惊觉，关乎自身核心安全问题的大事，自己已经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了。

当特朗普的“28点和平计划”提出后，欧洲清晰地看到，美国和俄罗斯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上，竟然出现了某种微妙的默契，欧洲更加不安，担心自己可能被彻底“边缘化”。

2025年12月初，美国缺席北约外长会议，加深了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猜忌。而美国对欧洲一次又一次的批评和质疑，也让欧洲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俄罗斯的挑战的确把北约重新激活了，但后冷战时期北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被解答——北约是谁？它到底是美国的战略工具，还是真正的北大西洋安全共同体？

而如果只有不断出现共同的敌人才能把北约凝聚在一起，这个所谓的安全共同体，注定要在无休止地寻找敌人中，暴露出它自身的脆弱与矛盾。

繁荣与壁垒

2025年12月，美国商业媒体报道称，美国哈雷摩托车的经销商正经历大面积的关停歇业潮。

创立超过一百二十年的哈雷戴维森，一度是美国工业力量和文化自信的象征。但眼下，哈雷正深陷困境。2024年8月，哈雷低调宣布将几款核心车型的生产线搬到泰国，引来美国车友纷纷破防：“说好的纯正美式血统呢？”

近年来，哈雷一直在摘除“美国制造”的标签。

事情起源于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引发了欧盟施加的报复性关税。为了规避影响，哈雷着手将部分生产转移至海外。不久前还是特朗普口中“伟大的美国象征”的哈雷，一瞬间又被他批为“贸易战中第一个举白旗的企业”。

然而，同样是哈雷，却也曾是贸易战的受益者。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重型摩托车产业在日本的冲击下面临灭顶之灾。里根果断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从日本进口的大排量摩托车加征大幅关税，首年关税飙涨十倍至49.4%。保护伞之下，哈雷得以喘息，并在随后几年里实现了强劲的销售反弹。

哈雷亲历的两次关税战，为什么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贸易保护主义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又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注定只能造成多方受伤，无人获益？

要梳理这些问题，还得回到二十世纪中期。

二战后，国际社会开始反思悲剧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那场“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被视为引发二战的重要因素。

这场灾难的标志性事件，是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在大萧条的压力下，不顾上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超过两万种进口商品课以重税。

然而，此举导致各国采取了报复性措施，瞬间引爆全球关税大战，数年内全球贸易量暴跌三分之二。

二战后，重建一个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成了头等大事。1947年，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旨在通过多边谈判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

在这些措施下，各国很快重回合作与发展的正轨。从1950年至2024年，世界贸易总量增长了43倍，总金额则增长了380多倍。

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工业能力，一直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德国、日本完成重建，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冲击美国制造业；物流、通信技术的革命，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又使美国企业得以将生产环节大规模外移。

这一趋势的加速失控，是从1971年开始的。当年，为支付越战和“伟大社会”福利的巨额开支，美国通胀高企，出现战后首次贸易逆差，美元信用根基动摇，遭遇大规模抛售。面对危机，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从此，美元摆脱了黄金和固定汇率的紧箍咒，美国得以通过持续增发货币为赤字融资，用极低成本印制的美元持续换取全球商品。

然而，美元特权的代价，是不断堆积的贸易逆差和巨额债务。

针对这些问题，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曾多次祭出保护主义手段。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从而削弱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对哈雷的保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迈进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又频频交锋，在香蕉、钢铁等产品上大打贸易战；新世纪以来，美国又对中国发起过多轮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再快进到当下，便是从2018年起对全球尤其是中国商品的滥施关税，以及今年所谓的“对等关税”。

然而，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早已和20世纪无法同日而语——供应链跨境延展、资本与技术自由流动，美国工业体系本身出现断层，偏向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美国经济结构使其不再可能“关上门保护自己”，一意孤行反而直接反噬了本土链条。

当然，关税战确实能带来一些短期利好。有分析指出，关税给美国带来的短期利润主要集中在钢铁和铝等少数严重依赖进口的重工业上游行业——这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本土能源、重工业上游集团的利益是同构的。然而，下游中小企业非但不会受益，反而会承担额外成本。

与19世纪美国是在相对封闭中兴起不同，当代中国是在融入全球化浪潮、运用联系型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的。今天的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7年居全球第一。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也正是在这种底气之下，今年4月美国宣布向全世界加征大额关税，暴露其要颠覆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企图后，中国第一个坚决地采取了反制措施。历史上美国多次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从未踢到过这样一块“钢板”。

可以说，从目前全球产业链的融合深度，到美国本土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到竞争对手的工业体系和贸易格局，都站在了保护主义的反面。

今年8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多项“普遍性关税”越权、违法。美国最高法院正准备就这些关税政策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从实际作用到合法性，关税战都难以站得住脚。

20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的药方，难以诊治21世纪深度全球化下的经济问题。唯一能让我们共同驶向繁荣的，仍然是那条曾被共同铺就的、名为“开放和合作”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