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记忆活态载体与文化遗产物质遗存，其更新是城镇化存量提质阶段维系文化基因连续性的必然要求。加快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改造，必须以守正创新为核心逻辑，在坚守文化根脉、民生本位、空间正义、生态底线基础上，推动文化传承、功能业态、主体共治、技术应用的创新突破，探索出一条破解街区更新困境、实现保护与发展辩证统一的有效路径。

守文化根脉之正，创活态传承之新

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载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守正”的第一要义是保护其原真性。原真性既包含街巷肌理、建筑风貌等物质载体，也包括民俗传统、生活记忆等非物质内涵，是城市地方认同的根基。如南京老门东街区更新，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明清时期青砖灰瓦、马头墙的建筑风貌，精准复原鱼骨状的街巷格局。这种最小化干预的保护举措，是对文化记忆的敬畏与留存，使文化的延续性与居民归属感在熟悉的街巷与烟火气中得以强化。

守正并非固守僵化。文化传承脱离时代语境，将陷入静态存续的困境。因此，实践中，要以现代思维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历史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活态传承。一方面，要推动非遗与现代业态深度融合，助力街区文化产业升级。如苏州平江路将苏绣融入文创、杭州河坊街更新致力于非遗直播产业发展，既拓宽了文化传承渠道，又能激活街区活力。另一方面，要搭建跨界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街区更新，打造可触摸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如成都宽窄巷子的“AR寻巷”文旅IP、北京杨梅竹斜街的线上数字博物馆，以现代技术复现街区历史文化内核的创新路径，实现了文化价值与时代价值同频共振。

守民生本位之正，创功能适配之新

城市更新本质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更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居民核心需求置于优先地位。街区更新工作应始终倾听居民心声，在政策实施与群众获得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避免简单化操作，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市民。如，上海愚园路街区更新以微更新为核心，通过增设适老化配套设施、优化农贸市场功能等方式，推动街区功能与生活场景优化，实现街区更新效益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匹配。

顺应居民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创新的核心应该定位于空间功能重构。一是要推进空间功能复合化，如北京胡同改造的共生院，既保留四合院肌理，又复合居民居住与共享办公、社会书店等业态；二是要构建“全龄友好”的空间场景，如南京颐和路街区将闲置建筑改造成社区食堂、亲子研学机构等，覆盖多群体需求。由此可见，功能创新并非对历史文化空间的颠覆性重构，而是通过业态优化、平衡文化保护与现代功能适配，最终实现老街区宜居、宜业、宜游的更新目的。

守空间正义之正，创多元共治之新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本质是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实践，需坚守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防范公共空间因资本逻辑过度商业化、资本化。空间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映射，面对空间同质化等问题，西安回民街改造尊重在地文化，创新构建“商业核心区—生活服务区”的二元空间结构，在规划中充分保障原住民权益。如此不但营造了差异化生活空间，还留住了街区乡愁，是城市更新中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有益探索。

空间正义的实现需要重构空间治理机制，推动街区更新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首先，政府要明确主导责任，制定更新规划政策、划定保护红线，以税收优惠、修缮补贴引导社会资本与街区居民参与，同时严格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其次，居民要积极参与规划决策，凭房屋入股共享收益，实现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建构者的转变。最后，引入规划师等专业力量与社会组织，提供技术支撑与公共监督，弥补治理短板。成都玉林路推行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模式，构建了多元主体共治的空间治理网络，为街区更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守生态底线之正，创低碳赋能之新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长期存在生态价值祛魅问题，部分项目陷入效率至上的技术理性误区，以大规模地面开挖、植被重构等工程化改造，割裂原生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续性，导致生态肌理与历史风貌的双重异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守正的核心是恪守生态伦理底线，尊重古树木、原生水系等自然本底逻辑。

创新需将低碳发展理念融入街区更新，以低碳技术赋能历史场景，实现保护与发展协同增效。一方面依托海绵城市技术，如福州三坊七巷采用透水铺装，借老建筑天井强化自然通风采光，降低能耗与环境扰动；另一方面推广低碳设施，如杭州的河坊街更新部署了太阳能供电系统、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方式，既能削减碳排放、优化人居环境，又契合街区人文生活肌理，促成古色与绿色有机统一，为街区可持续更新提供实践范式。

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才能将历史文化街区塑造为兼具记忆厚度、人文温度与发展活力的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赋能与空间支撑。

（作者杨小冬为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校聘副教授；本文系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YKJ20247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