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宿迁市一则涉及“假外包、真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引发关注。一名工人在高空作业时不幸摔伤，却遭遇用工单位以“外包”为由推卸责任。日前，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依据“用工事实”原则，判决实际用工单位需向受伤工人补足赔偿25万元，为打工人撑腰，让一名“被外包”的工人，领到了来之不易的赔偿金。

“打工人”被变身“承包人”

2021年4月，王刚经人介绍在宿迁某科技公司从事通信铁塔硬件维修养护工作。

2022年4月，公司突然提出要与王刚签订劳务分包协议，将原有的工作内容以劳务分包形式“外包”给他。既然收入没什么影响，王刚没多想就爽快签订了协议。

祸事难料。2022年11月底的一天，王刚在寒风凛冽的通信铁塔高空作业时，因保险带卡扣老化突然断裂，从塔梁上摔了下来。经送医诊断为骨盆骨折、腰椎多处骨折、腰椎横突骨折、肝挫伤。王刚住院治疗40多天动了两次手术，合计花费医疗费用18万余元。

“劳务分包协议书明确约定，若施工过程中产生事故，导致保险无法理赔或超出保险范围的，其后果由劳务分包人承担，摔伤与公司根本没有关系！”面对王刚主张的医药费等赔偿费用，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态度强硬。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及赔偿的前提是发包方与施工人之间是劳动关系。如果认定施工人与发包公司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后期王刚只能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甚至无法获得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悬殊。

面对如此境遇，王刚只能先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某科技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后，经宿迁市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2024年2月，宿迁市宿城区法院速裁庭法官臧玉艳接手该案件。案情看似简单，臧玉艳却感受到了压力：一边是正值壮年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脊梁，一边是发展中的小微企业，要想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从哪里破题？

调解受挫重回审判路线

2024年4月24日，该案第一次庭审听证。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我和他们就是劳动关系。科技公司每月给我固定发放工资，逢年过节会发毛巾、香皂、购物卡等福利，现在受伤了他们不管了！”

法庭上，王刚情绪激动。他认为某科技公司发工资提供福利，提供工作服、安全帽，购买保险，而自己每天户外完成站点维护后，都会拍照发给公司接受监督检查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自己本质上就是公司员工，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激烈争论中，臧玉艳听到一个关键词：保险。该公司给王刚购买了三份保险即雇主责任险、意外险和团体险，这些保险如果能够赔付，三险叠加在一起预计可以赔付40万元左右。她心里盘算着，既然有可能通过保险赔付直接解决王刚的一揽子问题和困难，是否可以先从调解出发。

然而，调解程序深入后发现，正是由于原告不承认王刚是其员工，鉴定时只能适用人身伤害鉴定，不能走工伤鉴定程序。人身伤害鉴定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约定的伤残等级标准要求高、认定难、赔偿相对少，调解程序因赔偿金额与预计差距较大而结束，案件办理只能重回审判路线。

“假外包、真用工”显真容

臧玉艳决定到案涉某科技公司实地走访，了解这类“分包”施工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

“铁塔代维分包单位主要负责承载通信设备，包括挂载天线、安装其他设备、防雷与接地保护……”科技公司工作人员为臧玉艳一路介绍。臧玉艳发现，公司里小张、小曹、小李与王刚的工作内容相同，工作地域完全重合，协议内容完全相同，每个人都独立签署了劳务分包协议书，但实际施工却需要他们4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相关工作。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般情况下劳务分包合同的履行是分包单位独立完成某个项目，并不会有其他分包单位对承揽项目进行合并、交叉施工。”

“而王刚的工作恰恰需要小张等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由此说明王刚等人的‘分包’实质上是受公司统一支配管理的、具有一定组织从属性的、具有协作性质的劳动行为。”回顾该案办理，臧玉艳说这次走访带来了不小收获。

“公司还为施工人员都买了保险，这也说明该科技公司是有实际用工意识的。”

走访后，参与本案的法官一致认为，根据工作安排、工资发放、考核奖惩、保险福利、工作是否具有组织从属性等要素全面判断，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穿透劳务分包外衣，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我们判决双方自2021年4月起便存在劳动关系，并向相关部门建议对通信铁塔高空作业用工进行规范。”

“实践中，用人单位有时借用劳务分包协议、承包协议、合作协议、代理协议等名目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此类‘隐蔽劳动关系’，不能简单适用外观主义审查，需要谨慎区分劳动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坚决防止用人单位‘去劳动关系化’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宿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彬谈道。

如今，王刚已经走完工伤认定程序，被认定为“致残程度八级”，赔偿金额约为65万元，目前申请流程正在进行中。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孙旭晖 通讯员 耿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