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要不要投身写作？我经常遇到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向来一致：别选这条路，不好走。”

1月25日，由南京市作协、《青春》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四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专题活动上，《青春》主编李樯为近年来热议的“青年写作”泼了一盆冷水。多年关注青年写作的批评家、《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也抱有同样的悲观，每当身边有青年作者打算辞职专事写作或攻读文学博士时，他总会忧心忡忡地劝诫，“不要这样，冷静一点，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当今的青年写作究竟呈现怎样的图景？在“当下青年写作观察及原创文学的未来想象”研讨会上，来自《收获》《十月》《钟山》《大家》等多位“顶刊”的主编济济一堂，身处青年作家进入文坛的“第一现场”，他们尤能感知青年写作的前沿脉动。

“自2014年以来，《收获》每年都会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如2014年刊发双雪涛的早期作品《跛人》，2018年刊发班宇的小说集《逍遥游》。”《收获》主编钟红明介绍。如今这两位青年翘楚因为影视化改编而为大众熟知，根据双雪涛《飞行家》改编的电影已经上映，而班宇作为文学策划参与的悬疑剧《漫长的季节》更是现象级爆款。

“青年写作其实仍然是有读者的，年轻人拿到一本全是同代人写作的杂志，仍然有可能愿意花钱购买。”《十月》主编季亚娅说，两三年前推出的《十月·青年专号》至今仍陆陆续续售出，最终销量达到4500册。而且，如今青年作家的出场路径比从前宽广得多，为他们设立的奖项不断“上新”；由于传播格局的变化，青年作家的影响力开始“前置”——有时他们先获得流量和关注度，然后再推出作品，比如去年通过漓江文学奖获奖感言而出圈的刘楚昕。

但并非所有青年作者都能复制以上的成功。

“根据北京开卷的数据，青年作家的图书销量大概只占整个图书市场的1%，‘二八定律’明显。出版社往往凭着情怀，靠其他图书的盈利，来补贴青年文学板块，不然文学市场就没有未来、没有继承者了。”季亚娅说。

对于惨淡的销售局面，是否能简单地归因于“青年作家写得不够好”？在做出结论之前，季亚娅在和青年打交道的过程中，首先感知到这一代人生存境遇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最痛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折，更早一代是上山下乡的时代印记，因此这一代作家处理的命题是宏大的历史与时代。但当代青年最痛的，是拿不到保研名额，是激烈的同侪竞争。于是他们的题材变成了‘杯水风波’，但由高度竞争带来的焦虑，确实是他们最真切的痛点。”

一方面理解青年人的境遇，另一方面站在文学创作的视角，季亚娅觉得青年写作没有很好地处理“文与质”的关系：“写作有时候是‘文胜于质’，有时候是‘文质彬彬’，有时候是‘质胜于文’。先锋文学的革命是一场关于‘文’的革命，是在写作技巧和形式上的探索。但现在的青年文学有些过于‘文’了，陷入高度雅化、高度学院化的误区，甚至像吴文英填词那样大量用典，炫技式地写作。今天我们能不能重新回到‘质’的层面？扎扎实实走出学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做点调查工作，不要对‘小我’的情绪过度修饰。”

长期以来文学界存在某种共识：中青年作家似乎从来没能超越50后、60后创造的“天花板”。“青年写作的现场更像一片灌木丛，写作者很多，但很难长出参天大树。”《大家》主编周明全直言。

对这背后的原因，周明全和季亚娅的观点相似：“50后、60后、70后的学历没那么高，但他们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而今天的80后、90后、00后学历很高，也算见多识广，朋友圈全是国外旅游的照片，读的是纯英文的原版书。但是单纯由阅读经验哺育的作品，乍一看非常好，技巧娴熟，细细琢磨就会发现，里面缺少生活的质感，空洞无物。于是面向读者时，因为没有生活的根基，读者会有很强的隔阂感。”

青年作家为啥没有“生活”了？

“在这个时代，大家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够了。”青年批评家、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无奈道。“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社交，手机可以连接整个世界，于是写作和具体的生活、和血肉相连的现实联系越来越微弱。”韩松刚说，“我看当下很多作家的创作，会觉得比较抽象，写的是‘我’，但这个‘我’不会涉及真正的、具体而真实的自我。我们很难在青年作家的笔下，看到他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写作当中。”

此外，青年作家面对生活的心态也和前辈作家有很大不同。“50后、60后登场时，时代自身天然地赋予作家主体一种动能，就是‘我要攀登文学高峰’。而现在的时代，青年写作的危机只是危机的局部。”何同彬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写作可以就此“躺平”，陷入“丧文化”中。

“人类学家项飙谈宏大叙事时说，我们现在不谈宏大叙事是对的，但完全不谈宏大叙事也不对，只是谈论的方式要变。如何与时代对话，如何把个体经验与时代经验做有效的连接，这对当下的青年作家来说，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何同彬坦诚地说。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博士赵汗青也提到了一些青年诗人的优秀案例，他们的作品杂糅着时代气息与代际烙印，令人耳目一新。如00后吕周航写“酒店钟点工的24小时”，他把保洁阿姨描写成草原里的狮子、猎豹；另一位Z世代诗人陈陈相因写了一首《玲娜贝儿，我的苦女神》，“这首诗在我们这代诗人里影响很大。”赵汗青说。

对此，《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表示赞许。他也建议，除了挖掘来自时代和生活的经验，青年作家还须听从文学本身的召唤。

“有位美国诗人说‘缓慢是一个诗人的基本乐趣’。瞬息万变的时代里，青年作家应学会保持内在的缓慢，扩容、呵护和培养自己的潜意识。支撑我们走下去、不断成长的，就是这个内在的世界。”胡弦发现，很多80后诗人在从青年向中年过渡时，无法保持创作的活力，甚至不如他们出道时的作品——“‘中年危机’的本质，就是内在的自我能否形成和扩容。内在的自我就像一个发动机，可以给你的文学生命提供超长续航，甚至给你提供加速度，带你去往新的远方。”

想象原创文学的未来时，《雨花》主编育邦还提到，青年作家须克服“羞怯”和“媚俗”，“青年写作很多时候呈现出彷徨、迷茫、退缩的色彩，他们放弃了青年的锐气和锋芒，也放弃了对文学探索性、先锋性的追求。甚至个别青年作家身上出现了媚俗市侩的倾向，他们精通人情世故，太过看重文学带来的名利。”

诗人保罗·策兰曾说，“凝视并穿越自己的时代，最后才能成为一个不被时代抛弃的大作家。”

青年作家该如何“凝视并穿越自己的时代”？研讨会最后，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提到两个关键词：时代的痛点，人类的命运。

“时代的痛点一直在变，”贾梦玮说，“旧时代的痛点是专制文化，后来经济社会发展，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力量不亚于权力；到了今天，网络暴力、信息过载成了我们的‘新伤’。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成为人类创造的‘异己’。文学如何表达这些‘新伤旧痛’？人类的命运如何向前？这是青年写作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