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盐城市射阳县的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海风带着咸涩的味道，渔船归港，网具归仓。年关将近，这里比平日更忙碌——该结的账要结，该了的事要了。

记者赶到黄沙港人民法庭时，调解员杨俊正和两位当事人围坐在办公桌旁。桌上摊着几张泛黄的欠条，旁边是装订整齐的人民调解协议。

“账清了来我这儿拿欠条，行吧？”杨俊语气平淡，像是习以为常，双方当事人都认可地点点头。

这是2026年开年以来，杨俊调解成功的第九起案件。2022年，他全年只调了十几件。“去年调了50多件，今年才刚开年就已经达到9件。”杨俊翻着台账，“调成的人多了，主动找来的就多了。”他的办公室离码头不足一公里，方便当事人咨询，也便于自己随时去码头看看案件具体的情况，慢慢成了一块当地调解的“金字招牌”。

这一起网具买卖的案子，杨俊前前后后调了一个多月。

按常理，卖家找买家索要货款，法律关系简单明确，可这起案件却颇为复杂：买渔网的是外地船主，卖渔网的是本地供货商，由于在黄沙港供货方不直接和外地船主交易、只认可本地码头老板，于是码头老板便成了第三方当事人。

买家外债多，难以一次性清偿，三方就偿还金额、时间、期限始终没能达成统一。杨俊不嫌烦，他把三方叫齐，谈不拢再谈，前前后后见了五六面。买家起初不同意司法确认，杨俊就一遍遍解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向买家说明只有司法确认才能让大家都安心。今年1月，在杨俊不遗余力的说服之下，买家终于签了字，三方共同敲定了还款计划。

协议签完，当事人们谁也没把欠条拿走。两张条子，一并留在了杨俊的办公室。“我们都信任您，等账清了，到您这儿拿。”

这不是杨俊第一次替人保管“信任”。外地船主转赔偿款，会请他中转；船员收钱打条子，也是他用微信拍照发给船主留底。“他们觉得我做正规，不会再产生新纠纷。”谈起这些，杨俊有些赧然，又有些自豪。

杨俊于2022年开始担任南京海事法院的特邀调解员，此前已有20多年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经验。海上人身损害案件，是他口中“最难的事”。

杨俊不避讳谈困难。“每年都会调一两件死亡案件。”他告诉记者，海上捕捞是高风险行业，考虑到家属的心情，杨俊都是把死者家属和船主隔开调解，分头做工作，还得托渔业协会、村委会都来帮忙。谈妥赔偿金额，再加一条违约条款——如果不按约定履行，船主要额外支付违约金。

“既要照顾家属情绪，也得兼顾船主实际和当事人自身的责任。”杨俊解释道，“法律是尺子，但调解不是量尺子，是找平衡。”他的调解从不使用大量的法律语言，而是用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方式，把道理阐明、法理说清，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这些“土办法”，没有写在任何一本教材里。它们是杨俊从20多年的法律服务工作和4年调解实践里，一寸一寸磨出来的。

四年来，杨俊眼里的渔港在变。财产类纠纷多了起来，船员劳务纠纷也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新情况：比如船主预付工钱“抢人”，船员收了钱却不来上工；有的船主出高价聘人，实际却无力支付……不过杨俊从没觉得这是麻烦。为了让守法从业者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每年休渔期，海事法院的法官来给船主船员们上课，杨俊场场都在，不厌其烦地讲怎么看合同、留存微信记录、在记账本上让对方签字等等，事无巨细。“不管打不打官司，证据固定下来，才好保护自己。”

他自己也讲。调解时讲，普法时讲，到码头和船员们接触时也讲。渐渐地，船主找供货方签字的人多了，供货方催款时手里有凭据的多了。“以前很多就是打个电话。”杨俊说，“现在大家知道，这不是不信任，是保护自己。”

2月10日上午，杨俊把调解材料寄往海事法院，交由法官进行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下来，这份将要持续七八年的还款协议就有了强制执行的效力。

现在，黄沙港法庭设置了线上通道，调解人员和当事人只需到本地法庭与远在外地的法官连线进行问答，即可完成司法确认的初步程序。谈起这项安排，杨俊很是高兴：“省去当事人到法院来回奔波，对各方都是便利。”

下午，杨俊送走了两位当事人，年前的最后一件调解总算告一段落。这个土生土长的渔港人，也是渔港人信得过的“解纷人”。他的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一趟接一趟的调解，一场接一场的普法，一张接一张的欠条，却处处是温暖与真情。

那间靠近港口的小小办公室，像一枚朴素的信物，见证着这座渔港码头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窗外，归港的渔船静静泊岸，新春的风穿过桅杆，把“解纷人”的故事，带进又一个寻常的年关。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祉樾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