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穿城而过，在无锡留下了“千里运河，独此一环”的奇观。然而，这条水道赋予这座城市的，远不止一道弯。

从春秋时期吴国开凿“吴古故水道”，到隋唐运河穿城而过，再到明代形成环城格局——运河形态的每一次演变，都在重塑无锡的城市面貌与发展方向。这些变迁，亦被历代文献记录：东汉《越绝书》首载“吴古故水道”，元《无锡志》描绘“一弦一弓九箭河”的水系格局，清《锡金识小录》则详实记载了布码头、米市的商贸盛况。透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记载，我们得以追溯一条水道如何塑造一座城市。

“吴古故水道”，是早期江南运河的雏形

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吴古故水道”，开启了江南运河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成为了京杭大运河江南段的组成部分。

《史记•河渠书》记载吴国“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认为，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水道纵横。在吴国强盛时期，出于军事需求，吴国利用天然河道，辅以人工疏浚，形成了“吴古故水道”，这既是早期江南运河的雏形，也体现了“借湖为道”的古代水利智慧。

春秋之际，诸侯争霸，各国图强，地处太湖流域的吴国日渐强盛，屡次讨伐楚国，并意图北上中原争霸，然而吴地地势低洼，陆路交通很不方便，对外联系主要依赖水路。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指出，吴古故水道连接太湖与长江，是吴国水军从太湖之滨驶入长江、进而进入邗沟北上的必经通道，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前，吴国曾通过这条运河向前线运送战车四百乘，为吴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极大提升了吴军的军事战略反应速度。

随着吴国北上争霸战略的深入推进，夫差遂利用太湖边滩与芙蓉湖一带的有利地形，另开新河。据明代《苏州府志》、清雍正《江南通志》、民国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等文献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河通运，从苏州经望亭、无锡至奔牛镇，达于孟河，计170余里。依托这一通道，吴国水军从太湖进入长江，进而北上至淮河乃至黄河，为吴国在春秋末年的争霸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原无锡市水利局局长、无锡市古运河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徐道清认为，这条新河可以看作对“吴古故水道”的改道与扩展，两者目的相同，起讫一致，中段均利用了芙蓉湖水域。主要区别在于，新河实施了线路改线，整体规模扩大，运输能力提升，河道线形更加平直，航程明显缩短，通航安全性也得到显著改善。

千里运河，独此一环

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有着“千里运河，独此一环”的美称。“一环”指的是大运河在无锡市区形成的一条环绕老城区的环形河道。它由弓河（环城运河）、弦河（穿城直河）和九箭河三部分构成，元《无锡志》将这一格局描绘为“一弦一弓九箭河”。

无锡青年文史学者王辉认为，无锡城的街巷道路，是在大运河两岸及其支流岸边逐步建起、发展起来的，“一弓一弦九箭”的水系布局，与枕河而立的建筑、沿河而建的街道，共同构成了无锡城“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

无锡“千里运河独此一环”的奇观，经历了从“傍城”到“穿城”再到“环城”的演变。无锡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朱刚从古籍的字里行间，梳理出每一次形态的转变：早在汉代，运河“傍城而过”；隋唐至元代，运河“穿城而过”；明代中叶至今，运河“环城而过”。

西汉时期，无锡建城之初，选址于运河之西。此时的运河位于城东，平行于城墙流淌，仅仅是城市的东界。东汉《越绝书》中，有现存最早的无锡城的记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一丈七尺，门皆有屋。”据南宋《咸淳毗陵志》记载，汉代城址在“运河西，梁溪东”。运河此时位于城东城墙外，平行流淌，尚未进入城内。

隋唐大运河贯通后，无锡城区不断扩张，逐渐跨过运河向东发展，原本“傍城”的运河，变成了从北到南“穿城”的主干道，被称为“城中直河”。

元代王仁辅编纂的《无锡志》记载：“运河，东南自长洲县界望亭入本州界，行四十五里，越州城，迤逦西行四十五里至五牧口出晋陵县界。”这是运河“穿城而过”形态在古籍中的首次明确记载。在《无锡志》中，无锡旧城呈龟背形，穿城而过的直河如弓之弦，沿东城的护城河如弓之背，故分别得名“弦河”“弓河”。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为抵御倭寇，知县王其勤筑城并关闭南北水关，漕船被迫改道城东护城河——即“弓河”航行。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记载了这一过程：“锡城久圮，漕艘贯县而行。后因倭警筑城，运道乃绕城而东出。是改从东路在嘉靖甲寅后也。”此后，这条环绕老城的河道逐渐取代城中直河，成为大运河的主航道，“千里运河独此一环”的奇观由此形成。

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院长刘大禹认为，大运河和无锡城相伴相生，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无锡城位于古江南运河西侧。随着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无锡城跨过运河向另一侧发展，形成了运河穿城而过的形态。到了明嘉靖年间，因筑城需要，大运河被分为两股环城而行，成就了“千里运河独此一环”的独特景观。大运河与无锡城的关系，经历了从“傍城”到“穿城”再到“环城”的演变，折射出两者之间不断调适的互动过程。隋唐时期运河“穿城而过”，极大便利了商贸流通，促进了无锡作为江南重要商贸中心的形成。而明代中叶以后改行环城水道，看似被动应对，却实现了城市安全与航运效率之间的巧妙平衡。这种“城河相生”的动态调适，也体现了无锡先民因应时代变化、善用水资源的生存智慧。

“四大码头”孕育了近代工商业的繁荣

依托运河之利，明清时期无锡逐步成为江南漕运中心。“无锡城区运河两旁街道上，米行、布行、丝行、茧行、菜行、竹行等大量增加，由此催生了著名的‘四大码头’——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刘大禹认为，与水相伴相生的“码头”，既是无锡因运河而兴旺的有力见证，也是无锡商业繁荣的鲜明特征。

米码头的规模居全国之首。明万历《无锡县志》载：“米市在北门大桥”，即今老北塘一带。清光绪年间，朝廷指定无锡为江、浙两省漕粮采办地，无锡和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南长沙并称为中国“四大米市”，且位居首位。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清代无锡漕运兴旺，古运河沿岸米行林立，平均每年粮食吞吐量高达800万至1200万石。

布码头的名称，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无锡人黄卬所著《锡金识小录》：“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无锡市政协研究室原主任汤可可指出，布码头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种“原料、产品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据《锡金识小录》记载，无锡虽不产棉花，但周边各县均有种植，“而棉布之利独盛於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与此同时，无锡生产的棉布则销往外地，“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汤可可认为，无锡并非本地产地，而是中转性市场，更体现了运河贸易的特点。

无锡蚕桑业源远流长，据《无锡金匮县志》载，同治初年“植桑饲蚕，辄获奇羡，其风始盛”。至19世纪60年代，江阴巷等处“丝行林立”，无锡成为江南最大的土丝集散地，“每岁营业额达数十万金”。

钱码头与米、布、丝码头相伴而生。汤可可介绍，丝绸行业海外交易所需资金量巨大。晚清时期，无锡竹场巷一带集聚了大量钱庄与银行。据史料记载，1896年无锡莲蓉桥两岸增至20余家，至1942年，莲蓉桥畔聚集了42家银行钱庄。

四大码头向工业转化的历史轨迹，至今仍深深镌刻在无锡运河两岸。从米码头到面粉工业（如茂新面粉厂），从布码头到棉纺织业（如业勤纱厂），从丝码头到机器缫丝业（如裕昌丝厂），这一转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庄若江认为，四大码头的繁荣，不仅积累了资本和人才，更重要的是形成了“重工恤商”的地域精神，这一切，共同成为近代工商经济走向繁荣的直接前导。

汤可可则从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作出解读。他指出，加工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推动了从传统小作坊到小工厂、再到大工厂的跃迁。与此同时，市场也在不断拓展，米、布、丝码头发展到后期，均成为全国性集散中心，产品甚至远销海外。“这一切孕育了无锡的工商基因，哺育了无锡工商业的发展。”此外，无锡人精细聪明、开放包容、讲规则、重诚信，这些品质在运河商贸往来中不断积淀，最终促成了工商文明的勃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