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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半岛
“五一”假期，鲜花盛开之中，我收得一枚温润的“人民文学”徽章。这是我今年收获的第二枚文学徽章。上一枚是三月乍暖还寒时，我赴北京鲁迅文学院研学，雪花飘飘之后，我有幸获赠校徽。而今，因为我积极参与“人民阅卷”活动，这枚由新中国第一本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杂志赠予我的锌合金徽章，是比发表作品还要珍贵的纪念。这份馈赠不是对文学成果的褒奖，而是对精神生活的肯定。
浪漫的五月，采风返程途中，车停坝上，我做出一个久违了的“唐突”的举动：像孩子一样，躺在南京外秦淮河边草滩上，双手将“人民文学”徽章静静地别在胸前，金属徽章在日光下泛着细腻的柔光，贴着心口，似在私语。
30多年前的春夏之交，我病伤回乡休养，一度不能远行，每走五分钟就想找地方坐下休息一会儿。常言道：“黄泥岗上无老少”。那时，我默默地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生命的目标：争取活到40岁。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有机会伏在桃镇北街厢房临窗的红桌边，与一批古今中外名著和“闲杂书”为伴，边看边写，竟然写了几本小说、诗歌、散文。说真的，当时还没想到要当作家，我从阅读与写作中得到深情的抚慰，就已经很满足了。伤病好转，在康复的道路上，工作给了我生活资料，阅读与写作则给了我飞翔的翅膀，此刻，死神的幻影远去了，活到老，走到老，读到老，写到老，成为一项光荣的使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骑车来到东山外秦淮河边，裹着厚棉袄，一个人躺在河滩上。此后，我在文联主席鼓励下，开始与河上船工、渔民和岸上棚户区外来民工“打成一片”。我在笔记簿工工整整写下《秦淮河札记》《下岗之花》等中短篇小说，累计近10本手稿。小说集《女儿石》手稿，被时任苏州市文联主席范小青老师偶然看见，称我的仿宋字写得像铅字，推断我是“真正搞文学的”。诗集《日光浴》稿本，被时任江苏省作协诗歌工委副主任孙友田老师放在深夜的案头，台灯下，临睡前慢慢翻阅。小说手稿《最后的温情》被聂震宁老师点评“当今这种纯文学写法不多见了”。散文集《爱的嘱咐》“手写本”，则被都市大学生们传阅，有去无回……
尽管我认为阅读重于写作，写作重于发表，文学疗养与充实生活大于一切，但中国的文学园地没有对我“视而不见”。年轻时，我和孪生弟弟飞岛合作写评论莫言、储福金中篇小说的文章《浑沌与澄澈》，发表在1992年第6期《钟山》杂志，此后陆陆续续有各类习作发表，也摘回一些荣誉：获得中国金融文化杂志社“丝路长篇小说奖”、光明日报“屈原诗歌奖”。我1987年创作的6万字小说《西湖的早晨》，2024年在省刊连载。青年时代我参加广西文学函授学习，与刘三姐故乡结下的“文缘师情”，在筹备“人民阅卷”广西交流活动中，被录入《人民文学》活动资料库……
从五月的南京外秦淮河草滩上站起来，我的胸前多了一枚徽章，无声提醒我，文学可以陶冶个人情操，但不是孤芳自赏的消遣，而是贴近生活的践行。用心体悟文字里的人间烟火，这份朴素的坚持，有幸被温柔看见、被郑重铭记。我知道，告别校园时代的学生，自可摘下校徽，而这枚“人民文学”徽章，却不受时效、地点、年龄、身份的限制，即使我不是作家，什么也没写，什么奖也没拿，只要还在阅读世界、热爱生命，它就可以名副其实别在胸前、连在心上，这是对我的精神生活，最好的认可与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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