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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这个词，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抢眼而敏感的词汇，时刻牵动人心。但凡出现该字眼，社会目光便随之集聚。
事实而论，它并不总是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正确场合。近日，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咨询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称其孩子在学校遭遇“校园霸凌”。沈奕斐否认了对方的观点，随即遭受部分家长汹涌的举报投诉，因此连日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所幸的是，复旦大学查清事实后，没有因为怕麻烦就处分老师。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点赞。
家长护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正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所示，孩子身心未成熟，社交本就带有以自我为中心、情绪化的特点。将成长阶段的正常摩擦上纲上线，随意冠以“霸凌”之名，不仅是对“霸凌”概念的滥用，更是一场双向的伤害。
对被定义为“霸凌者”的孩子而言，肆意曲解和扩张词汇边界，远超其年龄的重压，何尝不是一种言语上的暴力？对所谓的“被霸凌者”而言，这种不负责任的“护短”颠倒了正常认知，使其对健康的社会交往产生异化和恐惧。校园交往是步入社会的先期演练，不经严肃判断便泛化“霸凌”，非但不是保护，反而会在儿童幼年期塑造出扭曲的负面人格，甚至会让其付出贯穿一生的代价。
回到沈奕斐教授的遭遇上。大量不经客观审查和判断、堪比“报复”性质的恶意投诉，从直观上讲，是对公共管理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从深层次看，何尝不是另一种企图借公权之手实施的“霸凌”。凡有网民举报投诉，高校等机构必然要启动审查程序，这一程序本是建强教师队伍，也是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体现。但在零成本的不实投诉面前，这种旨在维护公平的监督机制，却极易被异化为恶意施压的武器。动辄以举报相威胁，不仅让教师陷入“自证清白”的泥沼，更会直接导致家长与学校互信的破裂，以致形成“老师不敢管、不愿管”的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何解？
由复旦大学的做法不难看出，需要有关部门敢于为遭遇不实举报者撑腰。此次风波中，复旦大学经过严谨调查，果断认定沈奕斐点评客观合规。事实上，复旦遭遇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半月谈》等媒体走访调查，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在处理大半年内收到的128条关于教师的举报时，发现仅有7起基本属实。实际上，在2025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就提出，要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良好形象。不退让、不妥协的应对举措，不仅是对教师合法权益的坚决捍卫，更是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及时纠偏。它向公众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管理部门绝不能做非理性情绪的“传声筒”，回应投诉更不等同于无原则的“安抚”。面对滥诉，不分青红皂白的“应激式”处理，绝非负责与担当，而是典型的不作为、乱作为。
举报投诉，绝不意味着情绪宣泄。纵容零成本的不实滥诉，最终反噬的究竟是谁？当负责的老师在恶意举报前噤若寒蝉，包括孩子在内的社会公众，又能学到怎样的一课？想必，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朱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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