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华新，博士研究生李倚月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4期发文认为，数字时代，食品安全类“打假博主”从个体行动者出发，利用专业知识、行业内幕、粉丝认同与平台机制，逐步积累话语资本并获得监督力量。以规训权力与社会信任理论为框架，平台打假行动者通过“证据-场景-表演”型修辞，将“私人揭露”转化为可感知的规训性话语实践。这一转化过程在微观交互中进一步规范商家与受众的行为边界。此类民间监督虽在短期内能修补市场监管的信任裂隙，但在缺乏制度化验证与复核机制的环境中，易导致合法性侵蚀与信任异化，从而对公共信任生态造成影响。研究将规训权力置入平台场域，揭示了权力经由修辞实践积累并重塑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为平台治理与公众的媒介识读能力提升提供了启示。

在短视频平台推动下，近年来博主打假现象已从零散个体行动演变为持续可见的社会实践。食品安全议题逐渐成为平台打假行动者着重关注的领域，使得其在食品安全风险、公众情绪与舆论监督之间发挥联结作用。打假博主的行为并非单一的舆论监督事件，而是一种集知识传播、情感动员与权力运作于一体的复合型实践。简言之，食品安全类打假博主虽然不具官方监督身份，却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揭露与控诉。其行动一定程度弥补了主流媒体的监督不足，但也引发了关于权力来源、监督边界、合法性基础与社会影响等多重争议。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抖音平台活跃的10位平台打假行动者（特指以食品安全议题为主要内容生产方向的短视频打假博主）为研究对象。对其作品文案、内容呈现与粉丝互动展开多元语料的归纳分析，从对象的行为和意义建构中获得解释性理解。网络民族志和主题分析是收集、处理数据的方法。

观察发现，这10位网络博主活跃时间跨度覆盖2020―2025年“食品安全打假”舆论集中爆发阶段。笔者核查了近一年（即2024.08.21―2025.08.20）的网红互动数据：10位打假博主的粉丝量区间大致为10万- 2600万，均被界定为“中腰部”及以上达人，平均点赞量、评论数、转发量的的区间分别约为0.5万- 81万、0.04万- 2万、0.04万- 9万。由此，上述统计支持样本在食品安全打假语境中的典型性，佐证了样本在时间跨度、影响力和舆论关联性层面具备一定行业代表性。

结合所获材料，本文提出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看-被看”的监督框架下，食品安全类打假博主如何实现从普通消费者到被认同的“正义代理”的身份转化？即权力的来源问题。第二，在“可见性机制-符号解读-受众认同”的平台化规训语境中，修辞是将“资源合法性”转化为“感知合法性”的关键节点，制度与技术层面的策略需经由修辞转译，才能更好地被受众感知和读取，并据此内化为可模仿的行动规范——那么，打假博主是通过哪些修辞策略让受众感知其规训实践？这些修辞实践如何影响受众的行为边界？第三，在持续的“曝光-监督”循环下，这类实践如何改变受众、打假博主以及监管机构三者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建构出怎样的社会信任网络？

“打假人”的身份转换及其规训行为的权力来源

（一）草根身份的再造：打假博主的“去他者化”自我呈现

笔者对王海在社交媒体上的“打假”短视频进行提炼和概括，发现其在自我展演上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在叙事视角上彰显主体性。第二，在证据链分享上树立专业人设。第三，在伦理价值上向主流体系靠拢。

（二）“正义代理”的权力来源：情感认同与层级监视

平台打假行动者之所以能被视为“正义代理”，较直观的依据是粉丝在平台互动中持续显现的支持性情感表达与立场表态。在互动中，粉丝通过情感反馈与表达，形成某种具有共同情感目标的情绪声势。从社会认同理论与情感社会学的交叉视角看，情感认同属于社会认同的一部分，其实质是在信息传播与情感流动中生成的。本文所讨论的“情感认同”，是指公众与博主互动时，在道德、经验、行动等多方面形成情绪共鸣的过程。系统观察评论区中的情感表达后，笔者将粉丝对打假博主的“情感认同”划分为三类可区分的模式，并据此构建一个由浅入深的情感关系梯度。其一是“正当化承认”，其二是“体验式认同”，其三是“依赖型追随”，三类模式构成了从价值背书、经验对齐到行动依托的递进顺序，反映了粉丝对打假博主的情感支持逐级增强。

（三）流量政治下的话语资本：对立话题与替代信息

“民以食为天”，食品类话题与民生议题高度耦合，天然性地自带流量。从实践来看，打假博主的“对立话题”并非抽象的情绪煽动，而是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矛盾具象化。几乎每期“打假”视频都围绕具体事件展开，博主们明确了可指认的门店、品牌、商品，并以插叙的剪辑方式将与商家的主要矛盾置于视频片头。

打假博主监督权力的实践运用与修辞策略

（一）证据化推断：想象的留白与“驯服身体”

笔者观察到，他们通过特定的知识实践，将信息优势转化为一种权力技术。此举不仅旨在巩固自身的话语地位，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于引导和塑造受众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权力通过知识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权力规定人们如何控制他人身体，不仅是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预期，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身体——“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打假人”擅长在得出结论前，用类似“经过色谱、质谱等仪器确认”“第三方检测机构送检”“非法添加新合成化学物质”等专业术语的堆砌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这些专业术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表达了他们对伪劣食品持否定态度的价值观，其实质是为打假博主权力实施提供合法性证明。这种驯服方式会使部分受众在一系列证据输出下对博主产生“逻辑严谨”“尽心尽力”的倾慕心理，而博主会以回赞评论的方式对受众的反馈表达认可。

（二）全景式监督：场景式对白与符号转喻

本文界定的场景型修辞是一种非语言模态主导的修辞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音讯和画面记录现场经过，以更自然的方式说服受众。转喻是通过概念的临近性实现意义的转移，场景型修辞的多模态转喻是依赖空间和物质认知域的临近性，存在“空间部分代整体（whole-part）”和“外观代实质（container-contained）”的转喻机制。

（三）趣味性表演：恶搞式反讽与概念隐喻

平台已自发形成了一套内在的情感规则，其核心在于承诺用户能够利用零散时间获得情绪纾解。这套规则使得强调严谨论证的“硬核”打假内容面临传播困境，从而催生了以视觉冲击、戏剧张力与人格化叙事为主导的“软性”打假模式。

打假博主主导的三方信任关系重构

（一）政府信任的动态张力：“私证”对“公信”的冲击

打假博主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对公众-政府信任机制的冲击，信任不再是一条“政府-公众”的单向传导链，而是在“身体规训-被观察”中生成和重构的动态张力场。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网红的专业知识（expertise）、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会影响消费者的追随意愿，而“专有名词的堆叠”“食品安全法条的罗列”“现场直播”“恶搞式表演”等视频要素无不印证了打假博主在这三个指标上的优势。其次，人类大多数交流都发生在同质性的传播源和寻求者之间，同质性通常包括可比的价值观、偏好、生活方式和人口统计学相似性，故网红同质性（influencer homophily）也吸引受众选择他们。相较于隐藏在制度背后的职能部门，打假博主这种直观的可视范围内的私权，似乎更能让受众有熟悉感和互动性。

（二）作为“中介”的打假博主：公众-政府信任重塑的桥梁

打假博主作为公众-政府信任重建机制中的中介节点，是连接消费者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其利用权威、声誉和知识传递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任，从而支撑后续消费者对更高层级的制度信任。打假博主在网络中发布内容触发舆论，与政府进行链式联动，联手提高监管效率，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众对监管体系的信任。“场景型修辞”主导下的打假视频中就常常涉及多种角色，其中“公权力的介入”成为“打假”行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公职形象：“便服出行亲自整顿食品乱象的某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连夜对接红十字协会和慈善总会救济一位失足父亲的某市监局”。这些场景记录了公职人员柔情到位、贴近群众、雷厉风行等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程序化、制度化、没有人情味”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解开了“公权缺位”的误会。当个别事件中出现职能部门响应不及时的情况时，相关讨论往往促使涉事机构进入后续叙事场景。涉事机构通过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下一期内容中，公开回应与互动，接受大众监督，其公信力亦随之发生再评估。无论是打假博主欲扬先抑获取流量的刻意为之还是确有其事，该现象都暗示了打假博主的监督权力和话语权力针对职能部门的有效性。

（三）权力-信任失衡：打假博主私权越界或致信任异化

打假博主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社会参与形态，长期处于多方利益博弈的交汇点。其兼具“制度信任的修复者”与“信任异化的放大器”双重角色，时常处于“建立信任-侵蚀”的张力场内。此外，博主惯常采用的激烈言辞与强势行为模式，往往使其成为舆论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即可能遭遇舆论的反噬。人类认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感官经验，而争议性议题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往往通过调动受众的情绪与情感反应来实现传播效力。此类情绪反应通常呈现为碎片化、刻板化乃至偏激化的特征。一旦出现信任异化现象，受众将启动心理防御机制，表现为对外界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甚至产生系统性抵触。尤其在出现打假博主被反查、或同行之间相互指控的情形时，受众往往陷入真伪难辨的认知困境。这种状态强化了其身处“风险社会”的感知，容易引发群体性焦虑与非理性判断，导致公众在信息缺失状态下倾向于从众行为。当博主与粉丝之间基于人际互动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出现破裂，由互联网技术所维系的“拟熟人社会”秩序便面临松动，人际信任再度回归至现代性所固有的陌生化与警惕性状态。

保障草根监督公共价值与防范私权越界之间找到制度化平衡

在数字媒介时代，打假博主借助平台可见性、粉丝认同与专业知识，形成一种兼具规训、代理与信任中介功能的复合型社会力量，进而重塑受众的行为边界与社会信任结构。打假博主凭借其平民化立场与专业知识，与消费者群体构建起一种强韧的信任联结，从而扮演了连接公众与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信任中介角色。其积极的规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社会公众与市场监管体系之间的信任裂隙。然而，此类私人主体所行使的监督话语权，缺乏制度性的认证与审查机制，其合法性基础主要依赖于粉丝群体的“赋权”及平台的可见性分配。因此，一旦其举证的真实性或行为动机遭受质疑，其所构建的话语权威便可能迅速瓦解，进而触发信任关系的急剧逆转。此种信任结构的脆弱性，并非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是制度、市场与文化三重逻辑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政府公信力受损削弱了信任的基础；商业资本在流量逻辑的主导下，挤压了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数字化传播环境中符号与情绪的快速流动，则进一步放大了信任的短期效应与不稳定性。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导致公共信任生态极易陷入波动甚至崩解的风险。

该现象提示平台治理应在保障草根监督公共价值与防范私权越界之间找到制度化平衡。在现行网络内容监管与平台主体责任框架下，平台机制有必要优化可见性规则，适当弱化以争议性内容、对抗性叙事、情绪性议题为倾向的流量激励偏好。同时，在既有算法治理基础上构建人机协同的“价值校对机制”，即当算法识别到内容出现失范行为时，引发限流警示，触发人工干预。为避免平台治理黑箱，建议进行“透明披露”，将博主的违规行为与治理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呈现。行业自律层面，打假博主应在不跨越既有行政监管边界的前提下，探索并搭建内部的职业规范体系，促进同行互相监督与检举，减少非制度主体监督越权现象，从而形成一种具备“弱认证”属性的自律机制。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应视其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软治理”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培养其对“情绪化表征”“知识性科普”和“拟熟人互动”的批判性识读能力，避免将情绪认同等同于事实判断，从而使其意识到信任的“道德-经济”属性，降低被舆论操纵的风险。本研究基于10个代表性个案，提供了对博主监督权力运作逻辑及其信任效应的解释性洞见。但受样本规模与单一平台数据的限制，相关结论仍有待拓展。后续研究者可采用跨平台、长时序并将算法可见性与话语分析耦合的混合方法，来检验“权力-信任”共生机制的普适性及其制度化路径。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从事实纠偏到信任重构：平台打假行动者的修辞实践与权力边界》，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HDk8eEvrMidH5ZwtLJGkA。）

【作者简介】

彭华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倚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