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播何以“国际”？国际传播实践是否走在理论之前？国际传播是否有“学”？面对一系列深层次追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姬德强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5期撰文指出，国际传播的国际性建基于更深层次的文明观念及其话语和叙述体系，而不是阶段性的力量对比和博弈；国际传播的实践性由国家意志、地方能动、跨界参与共同构成，是一个“大国传”概念；国际传播的学理性需要兼顾世界主义和长期主义、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围绕基建环境、主体行动、话语叙事等要素进行概念和理论创新，进而推动“范式革命”。文章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扎根于以世界主义和长期主义为准则的调查实践中，用更为丰富的一手材料矫正各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学术想象，并进行更多中观层面的概念和理论创新。

一、传播何以“国际”？

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不管是战争时期的舆论斗争还是和平时期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一直都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工作面向，“外宣”也成为宣传系统内外对这份工作最简洁和最亲切的简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宣传的目标也有着较大差异，至少包含三类：一是对外传递信息，促进国际社会了解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革命斗争、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可以称为“信息范式”；二是对外发表观点，直接参与国际或区域、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对话乃至辩论，既是回应和打击对手，也是推动形成国际舆论联盟，可以称为“立场范式”；三是对外分享文化，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丰富的中国故事讲述给国际社会，并邀请国际友人参与观察和共创，可以称为“文化范式”或“文明范式”。三类范式并不是线性替代关系，而是非线性共存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一种“叠层效应”。现如今，随着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系统重塑人类传播生态，对外传播工作也开始与更广泛的认知域问题产生关联，一种“认知范式”正在兴起。

然而，不管是供给信息、表达立场，还是共享文化、影响认知，对外宣传以及后来常用的“对外传播”，是界定此类观念和实践的核心概念。“对外”表达的不仅是一种走出去影响世界的动机，也逐渐制度化为一种工作分工和机制。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对外”工作的单向性色彩日益浓厚，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中的关注者也从这一角度认知和解读中国试图影响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行动，不断用“external”“expansion”等概念来进行定义和分析，最终归结为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深度嵌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的言说需要，与国际社会对崛起的中国的信息和观点的需求，在对外宣传或对外传播的逻辑中是一致的。然而，如何界定这一对外工作的目的和影响，却因为冷战思维、文化差异、民族主义等结构性问题，呈现出复杂的舆论博弈和认知对抗。

2021年之后，在政策话语的组织、动员和推动下，“国际传播”成为定义这一历史悠久的工作场域的新概念，也代表了国家意志在重新定义对外宣传工作的“国际性”问题上的新思维和新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对学术界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而言，“国际传播”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国际新闻、国际媒体、国家形象、媒介体制、公共外交等都是可以归类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传播研究范畴，具体的如规范理论、框架理论、驯化理论和受众研究，宏观的如发展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后殖民批判和跨文化传播，都是从不同角度支撑“国际传播”这一领域获得学术正当性的研究基础，更不用说20世纪冷战背景下更具系统性和冲突性的“舆论战”了。换言之，至少在英文学术界，“国际传播”早已是一个理论与方法都比较成熟，而且充满历史感的研究领域。甚至在后冷战背景下，伴随着“全球传播”崛起为新的流行概念，“国际传播”呈现出逐渐淡出学术中心区域的颓势。这也导致了一个充满悖论性的学术现象，也就是狭义的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国内热国外冷的状况。当中国试图重新架构国际传播的观念、知识、话语和叙事时，国际学术界已经在主体更为多元、关系更为流动的全球传播框架里越走越远。如何处理“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国家机器——这个关键变量，成为中外学术界之间产生鸿沟和分歧的主要来源。

相较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对抗，2021年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国际传播”概念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语境和更为复线的实践动因，兼顾了内外之别和外外之别，超越了新闻宣传的行业边界，包容了舆论斗争和文明互鉴，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实践和学术场域，也往往被称作“大国传”或“大外宣”。

首先，“国际传播”强调传播关系中的主体间性，这无疑是对“对外”这一单线逻辑的矫正和超越，其重要性尤其表现在官方话语的变化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更聚焦国际社会的差异性、场景化和在地性，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的“知外”能力建设也迅速提升为国家战略。

其次，“国际传播”虽然主要立足于新闻宣传界别，但已经连接和介入了更为宽泛的社会场域，包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经贸往来、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人文交流与学术对话、城市形象与文化旅游、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等。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也许可以被更为贴切地再定义为“国际交往”。

再次，“国际传播”需要同时处理源自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舆论斗争问题和源自不同文明传统的对话互鉴问题。前者能力的增强将直接决定国际话语权的高低，后者空间的大小将决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传播“元叙事”的全球本地化嵌入问题。两个问题在行为逻辑上是并行的，但在内涵逻辑上却是嵌入的。只有文明意义上的“元叙事”立得住，中观层面的对抗问题才会拥有更多正当性。这也解释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五五”规划建议等官方文本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增强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框架的原因。

简言之，国际传播的国际性需要建基于更深层次的文明观念及其话语和叙述体系，而不是阶段性的力量对比和博弈，这无疑是“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提出的核心考量。这也要求国际传播研究一方面需要与20世纪至今的冷战思维和后殖民传统保持自省式对话，这是现实主义的选择；另一方面也需要主动嵌入更为悠久的文明交往和互鉴脉络——而不是仅仅聚焦多种形态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并从中找寻更具基础性的间性对话的密码。在这个意义上，源自20世纪的国际传播观念已经被这种文明逻辑所撑破，新的边界也许需要在文明交往的框架里去找寻和确认。

二、实践走在理论之前？

反观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确实在政策话语和行业话语的主导格局中与实践存在较为紧密的互动，甚至可以被称作一种“实践知识”，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更多还是一种平行格局，理论研究议程和传播实践议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乃至张力。这一方面源于相当多的国际传播学者并未深度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传播实践，也并未认清国家意志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源于自身的概念塑造、理论演绎和学术想象能力，以及相对个人化、碎片化的国际交往经验。基于此，国际传播研究变成一个可以观察不同学者国际观的“万花筒”，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表达的“凸透镜”。抛却立场和情感的差异不谈，本文希望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在国际传播这个应用型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实践是否早已走在了理论之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国际传播研究又当如何进行再定位？

如上所述，在“大国传”的框架内，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超越了文本、话语、叙事的中心主义逻辑，尽管这依然是核心关切。更多的国际传播实践指向整个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格局，至少包含7个主要方面，即发生在各种场景内的话语权博弈和认知对抗、与特定区域国别分享发展与治理的理念和经验、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平台化和多模态走出去、促进线上线下的国际经贸往来和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网络运行、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和扩大国际舆论朋友圈，以及在多个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这一“大国传”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技术等多个国际交往场域，而传统的国际传播研究却大多依托相对较为狭窄的新闻传播学科边界，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性想象力和知识储备，也就无法回应上述持续“破界”的传播实践，从而引发了走出单一学科，寻求其他学科帮助的跨学科知识“补给”行动。与新闻传播学科的“出走”趋势相伴随的，是其他学科的纷纷“破界而入”，例如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化产业、计算机科学，以及新兴的区域国别研究等。这些传统或交叉学科依托自身的涉外专业优势，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和咨询服务中的重要性快速提升，也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身份和能力焦虑。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实践也超越单一的由上而下的组织动员模式，呈现出丰富的上下互动和横向连接，尤以地方能动性的发挥为代表。超过200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丰富了国际传播实践的立体化图景，让走好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从口号变成可能，也反向影响着国际传播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一般而言，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形象建设与文旅融合，与地方自身的外向型发展需要是同构关系，目的是从国际社会吸引更多的发展资源，尤其是投资和旅游；二是舆论引导与关系构建，尤以各个方向的“周边传播”为代表，具有支撑中央战略和构建地缘关系的特殊意义；三是文化出海与意义塑造，意图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维度，将多种多样的地方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通行的故事要素，进而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丰富中国故事的立体叙事。当然，上述三类实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尤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形象构建为短期目标。

贯穿地方国际传播实践的核心问题，也许就是如何理解国际传播的“地方性”。正如笔者在不同会议和交流场合所反复听到的，地方如何做好国际传播，首先要解决的是身份认同问题。换言之，受限于资源和视野，地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澄清这一问题，笔者曾梳理提出了地方国际传播需要处理的三重关系：首先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代表了国家战略体系内的等级制分工与跨层级协同，目前两个层面之间存在一些内容与渠道的协作，但整体的分工协同还不是很清晰，甚至导致了不同层级之间的重复建设与资源竞争；其次是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即各个地方如何挖掘和扎根自身独特的涉外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的国际传播内容产品和服务品牌，在提升基层中国故事多样性的同时，也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需要储备必要的内容、主体、渠道与人脉资源；再次是地方与全球的关系，亦即“全球地方”如何进行自我讲述，包含地方自身与复杂国际社会的特殊勾连，如面向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往来，以及特定群体的桥接作用（如华人华侨、海外务工人员），这要求地方国际传播工作既要与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置保持积极互动，也要发挥与国际社会特定节点的横向交往潜力，由“中国地方”变成“全球地方”。对三重关系中的“地方性”的确认将有力指导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明晰身份定位和能力特点，在“大国传”格局中发挥好地方的多维能动性，从而为整体性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更具韧性的地方基础。

在所有的实践问题中，也许得到学术界最少回应的是国际传播的国家行动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国际传播中的国家逻辑。这不仅是有意或无意导致的缺乏国家理论的传播研究的通病，而且大多是缺乏一手经验和内部视野的学者所望而却步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际传播之所以成为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实践热点，国家意志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国别学的建立也遵循了同样的战略“服务”逻辑，因为其核心特性是“有用”。那么，如何理解国际传播中的国家行动逻辑？学界与政府之间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性知识生产关系？基于笔者自身的参与式观察，各级政府对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创新有着强大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包括话语与叙事、战略与战术、研判与评估，特别是对国际社会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的一手调研与学术判断；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同样对国家如何行动充满好奇，从而在对国家力量去本质化理解的同时，回归对国际传播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探讨。试想，一个没有国家行动者视角的国际传播研究，到底能够走多远？

三、国际传播是否有“学”？

早在10年前，李金铨老师就在一则访谈中提出，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采取如下的学术姿态：一是面对西方不能闭关自守，而是应当以其为参照系；二是不能全盘照收，而是要取精用弘。并总结道，这是一种统一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世界主义精神。可以说，这一“世界主义”精神兼顾的是开放视野与文化自觉，对当下中兴的国际传播研究而言，无疑具有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的启示作用。在此基础上，扎根日益丰富的“大国传”实践，国际传播研究是否可以变得更加有“学”，也就是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亦即相关概念和理论是否具有跨语境的可移植性或一般性特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应用型知识回应实践需求。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种信心不仅来源于对冷战学术史的扬弃，也立足于对能动性实践的回应和抽象。回顾历史，不管是舆论斗争、发展传播，还是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都曾是国际传播这一领域获得学术正当性的重要理论支撑。然而，这些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确实无法系统性回应当今中国日益丰富的国际传播理念、实践，以及兼具发展诉求、国际正义和文明伦理的复杂主张。至少在理解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文化转向、地方转向、平台转向等新的理论创新维度上，源自20世纪的经典理论无法给出有效的解释。因此，有必要思考构建具有自主意识、经验基础、开放视野、科学逻辑的国际传播自主学术体系的问题，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将“大国传”框架内更为立体多元的国际交往实践纳入这一“范式革命”。

因此，本文提出，也许可以围绕硬件基础设施及其连接规则、国家意志及其行动逻辑、市场场景及其交换关系、个体群体及其交往身份等维度，构建新的国际传播概念和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高度重视内部的多元一体传统和对外部的认知正义，加强与内外之间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理论对话，否则将无法告别冷战阴影，乃至不断滑入20世纪至今稳定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对抗陷阱。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需要扎根于以世界主义和长期主义为准则的调查实践中，用更为丰富的一手材料矫正各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学术想象，并进行更多中观层面的概念和理论创新。在上述意义上，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大局，为构建更为合理的国际交往格局奠定基础。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5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UIcx390bvC0bxhd4KkTIQ。

作者简介：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