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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图展陈长征珍贵史料:借亲历者之笔,西方记者之眼,重回长征现场

长征,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近日,“典籍铭史・九秩荣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献专题展”在南图展出,透过亲历者的笔,西方记者的眼,展出长征的“另一面”——有陈云、邓发等亲历者以化名写下的最早长征实录,还有在锅灰作墨、麻料为笔的艰苦条件下创作的长征速写画集,还有两位美国记者跨越四十七年向世界揭示长征真相的西方纪实。翻开这些泛黄的书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群人对信仰的坚守、对苦难的超越,以及那股让一个民族从危亡走向复兴的磅礴力量。

亲历者笔下的长征壮歌

南京图书馆展柜中,一本泛黄的1938年生活书店版《随军西征记》静静陈列。这部署名“廉臣”的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珍贵文献。它的真实作者,是长征亲历者陈云。

1936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陈云化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在《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以“第三者视角”记述了长征行军路线,以及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重大战役。他描述“四渡赤水”时,既写了红军的机动灵活,也如实记录了土城战役的胶着与失利,以及果断撤出、西渡赤水的决策过程。书中对红军领导人的形象刻画尤为鲜活。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军事会议上则“眼光锐利,言词恳切,令人信服”;朱德“如普通兵士一样,在露天与士兵同坐,谈笑风生,毫无官长架子”。

陈云还记述了红军纪律之严明——士兵购买物品“照价给钱,丝毫不差”,若主人不在便“将钱置于罐中或桌上”;攻占遵义后开仓放粮,组织学生街头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日。作为“军医”,他也记下湘江战后药品极度短缺,只能以盐水清洗伤口、中草药土法治疗的困境。

南图典藏阅览部馆员金诸雨介绍,该书比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早一年多问世,因采用旁观者口吻,叙述中立客观,为后人研究长征保留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三六年,另一位长征亲历者邓发以化名“杨定华”撰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一九三七年初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他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报务员身份,聚焦长征最艰苦的雪山草地路段。翻越夹金山时,高海拔缺氧致“呼吸困难,胸闷欲裂,走几步便需停下喘息”,许多战士因冻伤截肢或滑坠雪谷,部队规定“任何人不得坐下休息超过三分钟”。草地在他笔下是“死亡陷阱”——草甸下是深达数尺的泥潭,断粮后战士们煮树皮、草根、皮带,“将牛皮腰带切成小块,放在火上烤焦或煮成糊状吞下去”,有的因误食毒草而牺牲。金诸雨说,《雪山草地行军记》是《随军西征记》的姊妹篇,《随军西征记》记述长征前中期,《雪山草地行军记》聚焦后半程,两书互为补充,完整呈现了长征从出发到胜利会师的全貌,都是研究长征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

锅灰与麻料定格长征岁月

与文字记录交相辉映的,是图像的力量。《红军英勇渡乌江》《突破腊子口》《巧渡金沙江》《红军强渡大渡河》等连环画、故事读物相继问世。其中黄镇将军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长征画集》是目前唯一系统记录长征史实的图像文献。

南图典藏阅览部馆员王璐介绍,当年物资匮乏至极,黄镇就地取材,以锅灰、烟灰调和为墨,用麻料捆扎成笔,在行军间隙坚持写生。他在长征途中创作了多幅作品,1938年初版《西行漫画》实际收录了25幅画作。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更名《长征画集》)时,经黄镇本人同意保留了24幅。这些作品再现了行军作战的惊心动魄,也定格了沿途民众的悲欢离合。

《背盐人》描绘贵州、四川“干人儿”的悲苦——背盐人“一篓子盐经常装一百几十斤,有的重达二百斤”,“腰压弯了,骨头架子都要累散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写照。红军所到之处,“四乡的干人儿天天围着我们不散”,“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跑来参加红军”。

《彝族向导》刻画红军进入大凉山后执行民族政策、与果基族首领结盟修好的场景。小头目二花罗引路获赠枪后,要回赠蓝色“察尔瓦”;红军发布“解放弱小民族”布告,彝民用“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夹道欢迎。

《下雪山的喜悦》则捕捉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瞬间——狂风、雪花、鸡蛋大冰雹,战士仅着单衣“上牙直打下牙”,登顶后“大家愉快地吸了口气”,“有的还故意像溜冰一样顺势滑下”,高歌“杀上前”,“笑逐颜开,喜上眉梢”。

《磨青稞》《三种锅》《背干粮过草地》聚焦日常物件中的艰难:自制磨盘“一天一夜磨粉三十多斤”;锅见证过煮青稞、野菜,也见证过“把皮带、皮斗篷放在锅里煮了吃”;草地行军有人跌跤粮袋刺破、粮食倒入污水,“只有依靠同志们最宝贵的支援、‘救济’了”。而《草地行军》则以宏阔画面展现连队前进——红旗飘舞,歌声此起彼伏,“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碰壶,叮叮当当”,夜间篝火中“大家的心也都像跳动着的篝火”,经过考验“每个人都变成了坚强的钢铁战士”。

王璐认为,黄镇的画作不仅在于其为长征史实提供了稀缺的图像佐证,更在于画笔本身便是一种精神在场——在物资断绝、生死未卜的险境中,以锅灰为墨、麻料为笔坚持记录,这本身就是长征意志的具象表达。黄镇的画笔,其底色远非技艺本身,而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对苦难的诗意超越,以及在绝境中愈燃愈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眼中的长征

除了本土叙事,几乎同一时刻,大洋彼岸的记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支神秘的队伍。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几周内销出十几万册,轰动全球。斯诺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及红军战士,首次向世界系统展示了中国红色革命和长征的真实面貌。

斯诺将大渡河之战称为“整个长征中最具关键意义的一件事”。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数百名彝族人加入红军。先锋部队日夜兼程,十八名战士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一个师连夜过河。

真正的挑战在泸定桥——二十二名敢死队员紧贴铁索匍匐前进,机枪子弹雨点般射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勇士相继掉进激流,但他们毫不退缩。斯诺感叹:“他们当兵不只是为了挣碗饭吃,这些年轻人时刻准备为胜利而牺牲自己。他们是人还是疯子或是神仙?”渡河后红军翻越一万六千英尺的大雪山,“在这座山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牲畜。好几百人倒下就没能再站起来。”

在书中,斯诺这样评价:“不论你可能对红军和它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东西有什么看法,你都无法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与红军的长征相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征程就像是假日出游。”

四十七年后,另一位美国记者踏上追寻长征的路。76岁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七千四百英里,沿着红军足迹穿越了中国最偏远的穷乡僻壤。他采访了数十位幸存者:老红军戴正启15岁参加长征,从宣传员改作卫生员。他说普通战士走的路比地图上的两万五千里多得多,许多卫生员三次甚至四次翻越雪山。曾当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回忆,翻越夹金山时进入冰雪世界后眼睛突然看不见,不少人坐在冰上往下滑,摔断骨头或滑下悬崖。女红军危秀英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进入草地后,齐腰深的野草下就是沼泽,掉进去的人瞬间消失,口粮吃光后只能嚼未经磨过的麦粒,半数人染上痢疾,红军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索尔兹伯里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责编: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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