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进

一九九六年，我还在宜兴轻工业学校读书。那年校报发起征文，我投了一篇千字短文，竟得了三等奖。班主任在班上念了一遍，同学们鼓掌，我红着脸低下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表”。两年后的夏天，我从这所学校毕业。四年中专，家里借遍了所有亲戚，债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跟着数字。父亲把本子藏在枕头下，我偶尔翻过一次，一页页看过去，像翻着一本薄薄的欠条。

毕业后我进了居委会，每月工资三百元。这点钱连自己都打发不了。有一天下午，我去邮局替一位孤寡老人汇款。窗口的小姑娘抬头一笑：“哎，是你啊！不认识我了？”原来是初中同学。

就在她办业务时，旁边窗口来了一个人。个子不高，头发蓬乱，手里捏着一沓花花绿绿的单子。同学偏头瞄了一眼，压低声音说：“稿费单，怕有三千多块呢。他叫许建弶，大丰的漫画家，光靠画漫画一年能挣五六万。”

我心头猛地一缩，像有人攥住了我的胃——三千块，够我还掉小本子上前三页的所有名字。等许建弶出了邮局大门，我不知道哪来的冲动，拔腿追了出去。他刚跨上自行车，我喊了一声：“许老师！”他回过头，有些意外。我开门见山，说想跟他学画漫画。他打量我，问为啥？我没好意思说缺钱，便说自己学的美术，喜欢漫画，平时还喜欢写小说，但从没发表过。他笑了笑：“那学起来快，你有绘画基础，又不缺想象力。”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车往前走，“走，去我家坐坐。”

他家在三纺厂宿舍区，屋子不大，客厅堆满书和报刊。他从柜子里抱出厚厚一摞报刊，往桌上一摊，花花绿绿铺满了整个桌面。他翻开几本，一幅幅漫画跃然纸上，或讽刺，或幽默，或哲理，让人警醒深思，也让人开怀捧腹。我赶紧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和圆珠笔，准备抄报刊名称和地址。他立即拦住：“你三天三夜都抄不完，都带回去，慢慢看。每家报刊漫画风格都不一样，先摸清它们的脾性，稿子投过去才中。”

那天，我两手各提一大袋子报刊回家。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但我不觉得沉，步子越走越快。风从路边梧桐树间穿过来，叶子哗哗响，竟像点钞的声音。

后来的一切比我想的还顺。每天下班后，我趴在桌上研究那些样报，一张一张翻，把每家的漫画风格记在心里。我的第一幅漫画叫《书里藏刀》，讽刺职场的，竟被《中华新闻报》头版刊用。编辑冯小红寄来样报，附信说讽刺到位、入木三分，鼓励我多投。此后，《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陆续发表了我的作品。多家报刊为我开辟了专栏，稿费从每月几百元涨到两三千元。那几年，我白天上班，晚上画画，时常熬到凌晨两点，手酸得抬不起来。但我一点不觉得累，因为每一幅画后面是一张稿费单，每一张稿费单都能让父亲那个小本子上少一个名字。

那天我又去邮局寄稿子，同学又冲我招手：“哎，你认识他吗？”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站在旁边窗口填单子。“他叫刘桂先，大丰有名的作家，还是大丰市委办的领导。”

我在他单位门口转了三个傍晚。第三次，门卫大爷叫住我：“小伙子，你到底找谁？”我攥着稿子，手心全是汗。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出乎意料，刘桂先非常随和，收下稿子说晚上抽时间看，到时给我电话。

第二天下午，电话打到居委会，他开口就直奔要害：“故事细节不够真，情节太平了。一定要设悬念，埋包袱，给读者意想不到的惊喜。”他详细提出了修改意见。三天后，又来电说上海《故事会》姚主编来大丰办讲座，让我去参加。讲座上，我忐忑地把一篇五百字的幽默故事递给姚主编点评，他看后竟直接放进包里，说很好，带回去编发。那篇故事凝聚了刘桂先许多心血，他辅导我修改了三次，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

画是凝固的故事，故事是流动的画。许建弶教我线条，刘桂先教我文字——他们是同一位老师的两副面孔。

后来的路，越走越宽。我为地方文史书配过插图，给纪念碑设计过浮雕，从居委会调到了报社，又从报社进了国企。三年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协会寄来会员证那天，我翻出父亲那个早已泛黄的小本子——名字还在，数字都划掉了。我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工工整整写下一行字：“一九九六，第一次获奖。二〇〇六，还清最后一笔债。”

我时常想起儿时的场景——趴在堂屋的小桌上画连环画。家里没几本像样的书，我就自己编：先画一幅画，旁边配一段字。画里的小人儿替我说了故事，故事里的情节又让我画出下一幅画。那时我想，长大后既要当作家又要做画家。这个念头像夏夜的萤火，飘忽忽的。如今回头看，那萤火没灭，它落进了两盏灯里——一盏是许建弶，一盏是刘桂先。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来，把我整个人照亮了。